沙丘上的绿色信念
刘润和
一个江南的诗人，用了三年多时间，为甘肃民勤县写了一本诗集——《沙与树》。
民勤在河西走廊东北部，处于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之间，以风沙闻名于世。古称“谷水”的石羊河在此歇脚，曾集聚成方圆数百里的“潴野泽”。“水草丰茂”的风景里，稀少的居民驱赶马匹和驼羊风流云散，不乏“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从西汉前的休屠到明朝初年，江山多次易手，土地更迭着主人。明初江南军士屯垦，清中期“实边”，使这里人烟鼎盛，车马辐辏，热闹如当代沿海的开发区。然而，“谷水”身形渐瘦，“潴野泽”地面龟裂，随之而来的是风沙与日俱增，干旱和缺水像一把钳子，越来越紧地卡住了生灵的咽喉。
一些环保爱好者不远千里到民勤种草植树，在焦黄的土地里埋下绿色的信念。李郁葱是浙江杭州环保人士的组织者，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诗人。他在民勤的春天里种植草木，随手种下了这本《沙与树》。
《沙与树》分为3辑，前两辑是50首短诗。上个世纪，闻捷、李季、公刘等诗坛大腕到民勤，都写了民勤具有代表性的植物，以物喻人推进故事，讴歌时代。时隔多年，李郁葱诗里的沙枣、红柳、骆驼刺、锁阳等，也是在喻人，但不再是单纯、欢愉的群体，而是具有苦难和自我意识的个例，就像保罗·策兰所言：不强行给予，而是去揭示。
人对土地的依赖，是农耕文明的特点，也是诗歌经久不衰的题材。植物，无异于形形色色的人。卑微的植物和人，在求生的意义上，区别并不太大。骆驼刺是沙漠或戈壁上不起眼的荒草，浅绿、矮小、零散，细碎的叶片聚藏着水分，骆驼长途跋涉以此当救命草。秋冬之后，骆驼刺像年迈的老人，将承受怎样的命运结局？“在干涸中保持完整/一个孤独的愿望，风干后/依然是那种燃烧的姿态”。这样的诗句使人伤感却又心怀希望。
这些年，民勤限制农民耕地用水，缩小耕地面积，竭力恢复环境。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环境绝非短时就能见出巨变。但往日干涸的青土湖，注水后重现碧波，鸟飞旷野，鱼翔浅底，沿湖的绿草铺陈着生机和荣光。曾经远遁的动物出现在湖边和沙区。
“事物从不因命名而改变/跪下或者站起：只是生活在这里”（《骆驼》）。这里没有理性，无法用逻辑推演，只能是直觉的体验、内省。博尔赫斯称理性像“一盏盏苍白的提灯”，照不出事物的本质。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表象，至于其背后的秘密，只能靠感悟了。
有人说爱是诗人唯一的宗教。真正的诗人，都怀着赤子之心。在《沙与树》里，风景成为诗人的“心象”。作为诗歌灵感的激发点，风景连通内心与外在，构成了双向的召唤。“它的宁静是一种怒吼：从过去/和被忽视的地方，它找到了我们”（《余雪》）；“这大地的阴凉，或/泥土的嘴唇：它们形成漫长的呼喊”（《遗址，或我们所看见的土堆》）。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旦艺术家最终彻底绝念于把事物表现成我们眼见的样子，他们的面前将会展现多么伟大的前景。”诗人敏锐地触及永恒的事物，捕捉属于个人的、隐蔽的感觉，看似即目即景，实则目击道存。
这部诗集的第三辑，是一首关于潴野泽的长诗。诗人在附注里交代了猪野泽的前世今生，确属沧海桑田，看不出久远的形貌。当然，诗人要做的，是以历史为背景，颠倒时空，恣意想象，写出现实中“我”此刻的情结。
诗人所写的历史本不可较真，充其量就是镜中之物。即使在传说中的盛世，潴野泽依然是纷争和战乱的状态。霍去病、马超、薛仁贵等武将重叠在一起，所谓的青春驰骋如猛虎下山，刀枪在月亮下独自鸣响。李郁葱对历史的认定，几乎能用这句诗概括：“在沙地上写下的终将消融于沙/正如在水面上写下的/终将消逝于水”。
诗人阳飏有一首写民勤的长诗《邓马营湖日记》，其中有句：“历史在沙子底下深埋着。/偷食沙米的人用沙米占卜。”在李郁葱的《潴野泽》里，历史和现实并未得到和解，而是留下了一连串的质问。
《潴野泽》后半部分有多个散点，似在各自为政，却又气韵贯穿。诗人继续以宏大叙事构建人与历史、自然的多边关系，营造诗歌表现的生机。他仿佛挣脱了羁绊，在想象的天空里挥洒才气。从一粒沙里观察时间流逝，在悬挂的沙枣上洞悉劳作者的苦痛，在疲惫的驼背上回望江南水乡。各种场景和意象纷扰聚集，给人以眼花缭乱之感。
《潴野泽》放射着自信、清醒、悲悯的激情，发掘这片土地上无数代人的苦难和奋争，为破碎凌乱的历史唱出了一曲挽歌，向今天的人们展示绿色的希望。
（《沙与树》，李郁葱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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