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三路55号 轶事 □和 谷
右起：黄河浪、和谷、秦友君、子页、杨燕和张春风在社会三路55号合影。 作者供图
1984年，和谷、贾平凹在社会三路55号市作协办公室。长生 摄
1984年初，西安市作家协会成立，黄悌为主席，贾平凹、权宽浮为副主席。次年，增选和谷、景平、商子雍、子页为副主席。其前身为西安市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50年，主席为郑伯奇。1960年，市文协跟随市文联与市文化局合署办公。1990年底，西安市作协换届，贾平凹为主席，景平为常务副主席，和谷、权宽浮、商子雍、董子竹为副主席。西安市作家协会成立后，办公地址临时设在钟楼社会三路55号后院一个居民院里，市文联也搬到这里办公，长安编辑部仍留在教场门。
西安市作协的办公室，是在水泥平房顶上搭建的一间半边瓦房，20平方米大小，外间坐着刘大鹏、黄河浪、韩俊芳，我和贾平凹坐在里间。一墙之隔，是临街的德发长泡馍馆，羊肉味很浓。老鼠也多，甚至在黄河浪的抽屉里发现了一窝仔儿。站在屋顶上，左手一指是钟楼，右手一指是鼓楼，近在咫尺。市作协开始谋得一位造锅炉的民营企业家郭永胜资助，设立西安冲浪文学奖，继之在华山脚下的玉泉院举办读书改稿会，甚至联系作家到全省各地甚至外省授课，还在报话大楼下办了作家书屋。
市作协办公室，由刘大鹏坐镇。刘老兄仕途坎坷，从担任市上某部门领导一路降职，低就市作协的工作人员，仍一片诚心，与年轻人打得火热，亲如兄弟，同是文友、牌友、酒友。我写过一篇散文《儿子啊》，是写他思念在前线当兵的儿子的，发表于《随笔》。他推荐我写了新蕾歌舞团邢少华的《风流歌星》，在中国青年报登了一整版，获奖得了一套价值万元的狮龙音响。市文联下属的协会，还有音协的牧江、剧协的刘琼、美协的杨宏汉、摄协的李长生、书协的刘浩然、曲协的张炳文等，麻雀虽小，五脏齐全，都集中在楼上楼下。
在小庙庵似的办公室里，贾平凹坐在我对面，开始写他的小说《浮躁》，写完开头一段念给我听。徐剑铭在《西安工人文艺》当副主编，在西安颇具诗名，与我和贾平凹、商子雍等以市作协名义创办了《散文报》，得到在省上担任要职的老作家李若冰的支持，办报经费和发行由徐剑铭筹办。后因经费拮据，《散文报》只出版过几期，半途而废。
后来，杂文家商子雍调到西安晚报文艺部任职，写有名篇《牧场雪莲花》的老作家权宽浮、剧作家景平做专业创作，也一起参加市作协的活动。期间，我和贾平凹等创办西安文学院，每周在新城剧场有讲座，请西安的著名作家和外地如蒋子龙、刘绍棠、周克芹、张贤亮等名家授课，座无虚席。
诗人公刘才华出众，上世纪80年代来过西安，在一次诗歌会上说陕西诗人还没有走出潼关，让陕西诗人很没面子。当时，陕西诗人都很自信，包括我等，让更自信的客人公刘当头泼了一盆子冷水。我西北大学的同窗刘斌的文章，也说到这档子事。刘斌的诗作《天上的歌》影响很大，他从来都是愤青一个，诗人气质，率真，不客气，说鲁迅不也是当年的愤青？在教场门市文联平房里的一次诗歌会上，争论朦胧诗，他对老诗人戈壁舟主席说，你说你一辈子都没学习好理论，却教导我们年轻人要好好学习理论，这有点误人子弟。戈老也倔，脸色不好看，说有事离开了，在门口给我说，以后你们年轻人的聚会不要请我参加了。那时的年轻诗人，血气方刚，尊重老诗人，但只是表达方式不同。
期间，我和贾平凹去常宁宫住过一段时间写东西，与皇甫乡上商议修葺作家柳青墓地。原下就是柳青《创业史》所描写的蛤蟆滩，南山如黛，柳青就长眠于原畔的田地里。也同常住这里的老诗人胡征一起在田间散步，说延安时代的文艺，说省作协大院的往事，相谈甚欢。
到80年代后期，西安市文联的办公地址从社会三路55号迁往大莲花池街莲湖巷2号。这是一条东西不畅通的小巷子，巷口有一块小牌子“此巷不通”。狭窄的院落里，建了一座三层楼，呈马蹄形。南边一楼的图书资料室，是一个聚散地，管理员郭昕是个乐呵人，她老汉关睢是写有《辛弃疾》的剧作家，也写诗，爱打麻将，抽烟时贪婪地用嘴捕捉吐出的烟雾。一群俊男美女或歪瓜裂枣，舞文弄墨，吹拉弹唱，时有风流韵事，哭爹骂娘，熙熙攘攘，好不喧闹。
在此前后，市作协和《长安》编辑部也随迁至莲湖巷2号，在北边三楼办公。北窗外是莲湖公园，参天大树下的连椅上常有幽会的青年男女，湖光潋滟，荷花浮萍，风景优美。莲湖巷尽管地处偏僻，却是酒好不怕巷子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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