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色的麦浪再次翻滚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六月来了，麦子熟了。赤日炙烤的大地上，农人们紧张地劳作着，天地间洋溢着耕耘与收获的激情。小鸟、孩子、大人……整个村庄沸
王小洲
又到了一年麦黄的时节。
熟麦的日子，日头硬硬的，风热烘烘的，空气几乎有点焦味。麦黄一晌，蚕老一时。麦子一天一个模样。两天不到地里去，村前村后村左村右的麦子脱下了绿装，已经全部披上了“黄金甲”。村庄镶嵌在黄灿灿的世界里，泛着金光，仿佛走进了凡·高的画里。天地之间弥漫着麦香，杏儿黄，麦上场。黄澄澄的海东杏、红中透黄的金太阳杏已经上市，眼看着就要割麦了。
村外，黄莺一会儿在空中飞翔，一会儿跳上树梢放开喉咙尽情地唱着“算黄算割”。在村口，我看到三爷悠闲地坐在凉水泉边的大槐树下，嘴里噙着旱烟袋，望着村外一眼望不到头金黄的麦浪，满脸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随身听播放着已故秦腔名家陈仁义的《秦琼起解》“和老娘打坐在十字外……”我停下车，递上一支烟。“纸烟没劲，还是旱烟好。”“村里割开麦了？”“是的。”“如今割麦有收割机，拉麦有拖拉机，快得很。”“放在过去，麦客们早就在这里圪蹴满了。”好多年不见麦客了，三爷又想起了他的麦客朋友了。
麦客，是从前关中地区夏忙时节一支流动割麦大军，俗称赶麦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打工者。割麦的个把月里他们活跃在关中农村，麦田间处处留下他们佝偻的身影，麦茬地里到处浸润着他们的汗水，麦地上空回荡着他们苍凉的秦腔，成为那时关中夏忙一道风景。
关中麦客大军分为西来的和南来的。西部麦客来自枯焦贫瘠的甘肃，南部麦客来自贫穷的陕西商洛、安康山区和蓝田原上。《白鹿原》里黑娃就和村里人到渭北当过麦客，才带回了田小娥，引出了一段凄美的姻缘。关中土壤肥沃，河流众多，灌溉条件好，是陕西冬小麦的主产区。关中麦子每年由陕西东大门潼关开始收割，潼关素称陕西第一镰。从东往西一路逆渭水而上，次第开镰割麦。另一个方向则是从秦岭北麓峪口山坡向北到渭河平原，逐渐开镰收割。每年夏收西部麦客们成群结队坐着长途汽车从甘肃跑到潼关，一边割着麦子，一边踏上回家之路。南部麦客三五成群走下山和原，一路割到滔滔的泾河和渭河之滨，完成着他们每一年赶麦场的壮举。
隔壁三爷三代单传，三太爷三太婆守着三爷一根独苗。到了三爷手上一连生了三个女儿，就是没有个儿子，眼看着张家就要“绝户”了。那些年村里计划生育风声很紧，三婆东躲西藏，终于生了个儿子。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用老话说就是“吃饭都是嘴，干活没腿”。每年割麦时节家里劳力不够都要雇麦客，三爷成了一对甘肃麦客父子的老主顾，一年来，两年去。彼此成了老朋友。十多年来年年岁岁如此，每年割麦的时候那对父子就像亲戚一样掐着日子就来了。
刚分地的第一年，还没搭镰割麦三爷就头大得不得了，心里熬煎。三太爷三太婆年龄大了在家做饭，娃们小也只能干些送茶送饭的事。十几亩麦子全靠三爷和三婆一镰刀一镰刀割，一车一车往场里拉。一场风，眼睁睁成熟的麦子就要落在地里；一场雨，眼看着麦子生了芽。“这可怎么办？”三爷就像秦腔《庚娘杀仇》的尤庚娘坐愁城，满腹都是愁，吃不香睡不实，嘴角长满了明晃晃的水泡，心里像着了火，嗓子也哑了。“活人叫尿给憋死了，去找俩麦客。”三太爷一语惊醒梦中人。三爷来到村口，只见一个个背着行囊，脖子上搭着毛巾，腰里别着镰把和磨石的麦客在大槐树下围了一大圈。三爷眼睛一亮，看到了一片晴天。三爷一眼就看中了一对父子麦客。三爷人实在好说话，麦客父子厚道也不挑剔，双方很快成交。“走，给咱割麦走。”三爷喜笑颜开地领着麦客父子一起下地割麦去了。
这是一对来自甘肃平凉的麦客父子。父亲五十出头，凌乱的头发白了不少，一幅木刻版画般的脸，脊背被生活压得有点弯，显得有些饥瘦。儿子二十来岁的样子，黑红脸庞充满着黄土气息，很是壮实。父子俩话不多，挺能吃苦，割麦肯卖力气，麦茬也留得很低，吃饭好坏也不嫌弃，三太婆做什么就吃什么，吃什么都说香。三爷对父子俩割麦挺满意，半天下来就熟得跟亲戚一样。
日头爬到头顶的时候，三太爷和娃们用瓷盆和瓦罐把饭送到田间。麦客父子俩和三爷擦擦手，蹲在地头树荫下，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般吃完一大老碗面，美美喝上一碗面汤，又下地割麦了。吃饱了喝足了，手里更有劲了，镰刀也轻了许多，快了不少。麦子顺从地倒在他们的镰刀下，呼啦啦一大片，一捆一捆，在他们身后卧了一地。
正午火辣辣的太阳直照在他们的胳膊上，半天时间胳膊就晒得红紫红紫的，手轻轻一抹就开始脱皮了。这会儿是一天最热的时候。“下个晌，稍微眯一会儿。”三爷招呼这爷俩。“不用，我没有下晌的习惯。”麦客父亲说。“大，你去睡会儿。”儿子对父亲说。“你去，我不累。”父子俩谁也不肯下晌。
天最热的时候对麦客来说是割麦的最好时间。这个时候温度最高，麦秆最脆，割得也最快。父子俩谁也不下晌，都想趁热多割一些麦子。爷俩戴着发黄的草帽，左手搂着麦子，右手挥舞着镰刀，左脚挑起，镰刀往怀里一撸，一镰刀下去割倒一片。父子俩齐头并进地割着麦，谁也不说话。累了父亲偶尔会唱起一首甘肃民歌，或者哼上一段秦腔，也算是乐在其中。儿子则低头不语，埋头割着麦。一会儿，父子俩破旧的衬衫被汗水弄湿了一坨一坨。满是泥土味的汗水顺着发际一绺一绺流淌，割一会儿就要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一把汗。个把钟头，衣服就全湿透了，像汗蒸过一样。
“歇会儿吧。”三爷看了有些不忍，招呼麦客父子。三人蹲在地中间井边的白杨树下。牛饮了一大洋瓷缸水，三爷和麦客父亲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拉着家常。麦客儿子则掏出废纸，抓了一撮旱烟丝，卷了一根纸烟兀自抽起来。他抬起头，轻轻吐出一串串烟圈，忘情地独自欣赏着，眼角隐隐有一丝牵挂。他想起了牙牙学语的儿子了。
一阵下山风悠悠地吹来，头顶杨树叶子沙沙作响，麦穗轻轻摆着头，空气有了一丝凉意。三爷和麦客父子又提着镰刀下地了，他们佝偻的影子镶嵌在麦地里，构成了一幅壮美的图画。好麦客一天能割上一亩半到二亩麦子，一般麦客就能割上一亩多麦子，一天挣上几十块钱。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了，不仅可以贴补家用，还可以给媳妇添一件新衣，给孩子买一件玩具。
后晌，憨厚的麦客父子帮三爷把麦捆一一倒向阳面。日头落山的时分，麦客父子又帮三爷把麦捆一个一个竖直直地栽起来。“六月天娃娃脸，说变就变”，一阵凉风，乌云滚滚向南，天要下雨了。麦客父子又急急忙忙帮三爷把麦捆码在一堆。雨过天晴，父子俩又和三爷把麦捆一一拉开，栽在地里晾开。厚道的父子俩谁也没有一声怨言，三爷看在眼里，感激在心里。
吃罢晚饭，父子俩腰酸腿疼，浑身就像散了架似的。三爷给父子俩找了一处空房。父亲让儿子先去睡了，自己拿出磨石，弄了些水一下一下磨起了镰片，为第二天割麦做着准备。儿子第一次当麦客，着实乏了，鼾声如雷，睡得很香很香。蟋蟀在户外鸣唱，一股夏风从窗户吹了进来，麦客父亲一边磨镰片，一边轻轻哼着秦腔。
割完了三爷家的麦子，三爷跑前跑后帮麦客父子在村里找雇主。遇到下雨天，麦客父子没有活干，三爷就把父子俩叫到自己家吃饭。麦客父子有点过意不去，就帮三爷干点零碎活。一个夏收之后，三爷就和这对父子成了朋友。以后父子俩每年来赶麦场，都会来到三爷家，先帮三爷割麦子。后来父亲割不动了，儿子一个人来的时候还是先来三爷家。一晃就是十多年，年年如此。
村子里收割机越来越多了，割麦很少用人工了。最后一年麦客儿子在村里转悠了几圈，两三天都没找到雇主，吃饭都成了问题。还是三爷把他叫到自己家里吃了几顿饭，又给他一些车费，麦客的儿子千恩万谢出了村子。他在村口和三爷告别时，脸上的表情很复杂，眼睛里有感恩，有失落，有无奈。
第二年，麦客儿子又来了。不过这次不是带着镰刀，而是开着一台收割机。原来麦客儿子贷款买了一台收割机，和弟弟一路又赶麦场来了。照例先给三爷家割麦，仍然住在三爷家。再后来，村里地越来越少了，几年天气，麦客儿子也就不再来了。他最后一次走的时候并不很伤感，只是有些舍不得三爷，搂着三爷足足有几分钟。他爬上收割机的驾驶台，在收割机隆隆歌声里，唱着民歌离开了。
每每麦黄时，三爷就想起那对麦客父子。后来听说麦客父亲在家里养了几只羊，看了一些鸡，倒也衣食无忧。麦客儿子在家乡办了一个小厂，效益还可以。麦客的孙子大专毕业在县城开了一家网店，经营家乡的土特产，生意挺兴隆的。前几年麦客的孙子在县城买了一套商品房，去年结婚了，媳妇也快要生产了，马上要四世同堂了，一家人挺幸福。
每每听到麦客一家的好消息，三爷都很高兴，像买彩票中了大奖一样，也很兴奋，逢人就说逢人就讲。
村外收割机轰鸣，像几头饥饿的怪兽吞噬了几百亩麦子，身后吐出一绺绺碎麦秆。几台拖拉机突突地叫着，吐着一串串黑烟，一趟趟在村子和麦地来回穿梭着。三爷腰上别着烟袋背抄着手，吼着“东南角起黑云半明半暗……”晃晃悠悠地走出了村子。
望着三爷远去的背影，我仿佛看到了三爷的老朋友，甘肃麦客祖孙三代的身影，听到了他们爽朗的欢笑声……
“开镰了……”“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麦客们的吼声和秦腔声又回荡在村口大槐树和凉水泉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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