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家”
张升阳
我不时地在岁月的隧道里徘徊，不时地在似梦非梦的空间转悠，一块心结总是解不开：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过世多年的爷爷当年曾叙述的这个故事，让我浮想联翩。
什么时候，什么年代，爷爷说他也记不清，他只记得从祖爷爷接手这件事时，祖爷爷说：“这是上辈子使下来的，都是这个样子，都照这个法子走。”于是爷爷就接了一串串铜钥匙和一摞摞蓝色的账本，就成了这家“主人家”的掌柜的。
“主人家”的位置就在老朝邑县南门附近的朝邑中学北邻，对面是一个叫作“马垣巷”的东西巷子。“主人家”的门是“大车门”式敞开的铺板门。进门两边是厢房，北边是五间供客人住宿的房间。南边是三间隔了两个房间，一间是账房，一间是他的起居室。从这个院子向东走，后边就是一个比较宽阔的场子，场子的尽头在东边，靠着后墙是摆开一字的喂牲口的槽头。槽头的右侧是两间简易房，里边存放的是牲口的草料，门口有两个盛水的“铁河”（用生铁铸的，较大的盛水容器）。别说这两个“铁河”，爷爷说它的用处可大了，除了每天喂牲口拌水，供牲口饮用外，还有滋润院落的效能。有一次不知谁把烟头掉到地上，引起一场大火，烧了盖得还算规矩的草料房，众人凭借“铁河”里的水扑灭了火，使火没蔓延到南邻的朝邑中学库房。
人生不易，饱经沧桑磨砺的爷爷就在这间“主人家”的大院里经历了万千的变化。他说有一个深夜，听得清清的有人用力叩门，他顺手提了门后靠的一根棍子，蹑手蹑脚地走到铺板背后，屏住气，仔细听外边是什么动静。听了一会，只听得有人呻吟。他从门缝一看，是一个“粮子”（旧时对当兵的俗称）背着另一个受了伤的“粮子”，看起来好凄惨。他卸了一块铺板，让两人进了门。他先给倒了一盆清水，让那个“粮子”把伤了的“粮子”的脸和胳膊洗净。爷爷一看伤在大腿的口子有一拃长，赶忙帮着一起洗净，再抹上“红汞”（红药水）。一切弄妥后，天都快明了。爷爷把他俩安顿到北边的房间里，给弄了些吃的喝的，这才问，你们咋弄成这样子？那个“粮子”说，“我俩是从潼关打日本兵退下来的，他是我们排里的一个兵，受了伤，走不动，又和大队失去了联系，迷了路这才投到你这里。”爷爷一听说是打日本兵负了伤，请来了医生，把他的伤治了，临走还给了些钱，又雇了一辆轿车把他们送走。又过了几年，过来一队“粮子”到“主人家”收粮收款，立眉瞪眼，张口就要20个大洋。爷爷说：“我一年都挣不下10个大洋，况且在我这里吃，在我这里住的人都是乡下人，也给不了几个钱，好些时候我还不收钱。”那个“粮子”不信，说：“哪有不收香火的和尚？”两人正在争执不下时，过来一个当官模样的“粮子”，一看是这地方，踢了头一个“粮子”一脚，说：“你不看这是啥地方！这是张善人主人家，是他当年救了我的命，这故事我给你们讲了多少回。”说完给爷爷敬了一个礼，从他身上掏出两个“袁大头”递到爷爷手里，推来让去，爷爷硬是没接。
这是一个吃罢晌午饭的后晌，爷爷送走了一挂车，正要进门时，来了三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大包小包，鼓鼓囔囔，一人连背带挎好几件，说是要住店。爷爷说，看像书生模样，就让他们三人住在北边的上房里。听说他们是北乡高明的，去华阴庙坐火车到西安应试去。一夜无话。第二天拂晓时分，他们打了早就走了。谁料这天傍晚他们又回来了，一问才知道，走到渭河一个叫石桥的地方。此处杳无人迹，从河滩的芦苇丛中窜出两个土匪，两人手里分别拿着用红绸子包得严严实实的“手枪”，顶着他们中两个人的脊背，说是“要命给钱，不给钱要命！”这低声一喝，再把“手枪”向前一拥，吓得一个尿裤子，一个瘫在路上，一个赶忙掏出身上“钢洋”，铜板给了那两个强人。其中一个土匪说：“把眼睛闭住，不准偷看，不准动摇，谁要动弹一下，枪子可不长眼睛。”“过了一袋烟的工夫，我们睁开眼睛一看，连个人影都不见，四处都是死一样的寂静。三个人一商量，盘缠没了，先回到朝邑再说，于是这就折回来了。”听了这一番叙述，爷爷当时让小伙计安顿好他们吃的住的，并告诉他们说，土匪是装的，那用红绸包的笤帚把专门用来吓人的，真土匪才可怕！第二天走时再给了两个“袁大头”，他们千恩万谢地辞了上路到华阴搭车去了。隔了四五年，其中一个姓雷的在华阴干事，回老家时路过朝邑，请爷爷在馆子吃了一顿饭，还送了10个“袁大头”。
“主人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乡间驻县城的办事机构，大概略同于某地区驻省或某省驻京办事处，经营的方式类似昔日的车马大店。因为那个时候老百姓“封公粮”要到丰图义仓的“朝邑粮库”缴，北乡的高明、两宜、范家一带当天返回不去，就得连人带牲口车辆在店里住下，或者打官司告状，或者买卖农副产品，或者过朝邑到华阴庙，再搭火车去全国各地；也有经朝邑到东边的黄河岸搭木船去山西，把朝邑的棉花、粮食、花生运到河东，再把河东的铁品、潞盐运来，也都住在这里。那阵子生意还蛮红火的，对于这些做生意的人照收各种费用，而乡里来的那些人是随心布施，有了多给，没了拉倒。每年忙罢过后，爷爷就套一辆轿车，回到北乡各村，给乡约、保甲长、乡绅带些点心、烟茶酒之类的礼品，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再到他们村回访，请他们多多支持关照。到了约定时日，小伙计赶上一辆硬轱辘大车，套上骡子马再到北乡各村，小伙计会在进村后大声吆喝“主人家”来了，也有的是先约定的，村民会送上一升两升、一碗两碗，或麦子，或豆类，甚至有的老婆还带来一把“捻子”（用棉花搓的，用来纺线的棉条），爷爷从不拒绝，完了后会给每家五尺红头绳，以作谢礼。如此这般，要在北乡各村转悠半个来月。
有一次爷爷从乌牛村回朝邑时，从旗杆店下坡，走的黄河滩的路，行了10多公里，准备在小坡滩里歇个脚时，突然小伙计大声喊叫：“掌柜的，你看那个人睡到路当中是咋哩！”爷爷一听，让小伙计把车靠到路边，他一跃跳下车，快步走到那人身旁，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那个人的鼻孔下将手上翻了几次，又掐那人的人中穴，折腾了足足有半个时辰，那人翻起了白眼，似乎醒来了。小伙计搭手，把那人抬到车上，靠到麦口袋上，爷爷再给灌了几口水，那人这才缓了口气……“老先生，我是紫阳村人，到雷村去要账，这不知咋的就晕倒了，要不是你搭救，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爷爷说，“都是为了生活，不论是谁，遇到这号事都是一样的，你躺着。我是城里主人家，把你送到你村里，放心吧！”紫阳村就在县城南边大约三四公里的路程，送到后交给其家人就回到店里。过了些天，那个人和他的儿子提了一笼菜送来，从此就和爷爷交成了朋友。再后来，那人硬要儿子认爷爷当“干大”（义父），爷爷没有答应，说，“好就是好，常来常往就行了，还认什么干亲。”
朝邑出了战事，生意也变得萧条许多，奶奶又染“癔病”（可能是精神分裂症），整天摔碟子拌碗，又吵又闹。爷爷无心再去经营，就把“主人家”的门面交给亲家——我的外公来掌理，他回家买牲口置地，收拾农器家具死心塌地地务起了庄稼。可别说，爷爷也是个能人，他把庄稼活干得风生水起，不几年地从十几亩扩展到六十多亩，除了一头牛又增添了骡子和马，置了场面地，盖了两院子，给二叔父娶了媳妇，把三叔父也供得从朝邑中学毕了业，考上了省立高中。只可惜在那缺医短药的时代，四叔父不到10岁就夭亡了。
过了些时月，爷爷抽上了“洋烟”（鸦片），又同村上的五王八侯混在一起，喝茶、抽烟、打麻将。没有多长时间卖了几十亩地，卖了几处宅院。那时我还小，什么也不懂。有次爷爷在炕上抽完烟，让我从那烟管里看，他说：“娃娃，你看咱们的骡子马、院子都在里头哩！”我反复转动着那烟管说：“没有呀！没有呀！”奶奶在一旁苦笑着说：“全在里头哩！娃你看不着！”没多久奶奶就去世了。爷爷再不抽那个“洋烟”了，人也消瘦了许多。1949年以后，村里“土改”，把我们家定了“破产地主”。再过了时月，工作组复查成份，说我们的“破产地主”定得高了，改为“上中农”。从此，再也没人提起“主人家”，“主人家”也在生活的长河里被浪头打下去了，爷爷也在80高龄寿终正寝。
记忆中的“主人家”就是一车马大店，就是一乡间驻县办事处，但它无时不在演绎着人世冷暖、爱恨情仇的故事。
抹不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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