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再上梁山
矿工陈年喜【编者按】
余秀华、范雨素，还有刚刚开始为人所知的陈年喜，近年来“走红”的民间写作者，似乎都那么“平凡”。
不是的。其实应该说，身为农民、打工者的他们，才是最不平凡的。他们粗重地呼吸、沉默地书写，在劳作中歌唱，与大地产生共振。
现实主义诗歌早就不应该孤独地在文学期刊上活着和死去了。它们在土地上顽强生长，值得被吟咏和流传。
十六年的时间，他把自己沉重地掷进去，深埋在洞穴漆黑之中，等待一声声巨响的降临。
当他在矿山间行走未知生死之时，他的孩子和亲人在光明中孤独着。
在诗歌的荒原里，他用锤打的语句倾诉着。在这个人身上以及他的诗里，你会感觉到沉重与轻盈同时存在，那大概是一种生存与生活的冲突。他的名字叫陈年喜，只是“充满劳绩却又诗意栖居”的工人诗人群体中，很普通的一个。
多少时代深处的炸与裂一根铁骨，找到了写作的秘意
——《致索尔仁尼琴》
双河客栈的玉兰开了，陈年喜想一想已经离家三个月，也好久没有写一首诗了。
近来网络上热点层出不穷，余秀华效应、范雨素风波……而他看起来似乎很冷静，或者说有些警醒。他记起在北京皮村时和“育儿嫂作家”范雨素曾有一两次见面，她的人和作品一样，“叶脉”自然伸展间呈现着生活现实的宽度，如今拉扯开来，倒不像是人们口中所说底层写作的胜利，反陷入世俗呼声的迷障中去了。
他前后有过十六年的矿山生活。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炸药到炸裂，从青发到白头。但个人有个人的际遇，他想，自己已经脱离内心的剧烈涤荡而归于平静了，之前写的诗歌、如今写的散文，潜移默化间由剑刃化作草席，以某种更加平静的方式，包裹着这个时代下边缘群体的悲与喜。
每夜，零度以下的寒窑我洗去硝烟和矿粉
——《水浒》
陈年喜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矿山，是2001年的冬天。当时漫天大雪，春节在即，过年的费用已是眉头大事，孩子一岁半，还在每天靠奶粉过日子。
矿山地点是河南灵宝秦岭金矿的朱阳王峪。一行13个人挤坐在包工头的破旧吉普上，经洛河，过潼关，由晨至昏一路扬尘颠簸，天黑时分才到达矿点。下车时，大部分人脚腿肿胀到已不能行走，大家互相搀扶着去到工棚。
那时陈年喜的工作主要是拉车，就是用两轮的架子车一趟趟把爆破下来的矿石或废石拉出洞口倒在渣坡上。矿洞内部四通八达，异常复杂，天井，下采，空采，矿仓星罗密布。
采矿路途远近常常不定，陈年喜有时候每天拉十趟，有时更多。巷道高低不已，有些段可以伸直腰，某一段只能半趴俯着前行。架子车上的矿石或废石接近一吨重量，拉车的人需要足够掌控它的力量和技巧。那时候工人们总是非常饿，下班吃饭成为最急迫的愿望。陈年喜可以每顿饭吃四个拳头大的馒头加一碗稀粥。
工棚由竹竿和木棍搭架，外面蒙一层彩条布，四圈压着石头，在背风处用菜刀拉一条口子就是门了。棚里地上放几块床板，铺上被子就是床，别无他物。夜长风猛，半夜时刻彩条布常被从某一面揭起来，冷风夹着雪花扑头盖脸而来，大家就用被子蒙着头，颤颤巍巍挨到天亮，早晨露出脑袋，一床的雪花和枯草败叶。
春节前一天回到家，陈年喜内心是激动的。他手握着挣到的520元钱，在交给爱人前数了又数，厚厚一沓十元二十元的票子，一会儿多出一张，再数又少了一张，确认无误那一秒让人甜蜜又有点忧愁。
所有的远行都是回归一只手正把我从内部打开——《关山何处是我乡》
陈年喜做矿工时有过一段新疆岁月。在阿图什，陈年喜一直干到2006年六月麦熟，从架设电线机械安装到巷道掘进再到采区工程，后来因为无法得到工资不得不离开。工友们有一些干到了年底，有一些一直干到了三年之后矿山倒闭老板血本无归。直到如今，整整半年的工资仍不知去处，它们是众多次被欠薪中的一部分。因为半年的绝收，陈年喜不得不冒险去到了另一个地方，干其他工作。金属的色泽和质地相去无几，但每一次追寻它们的过程都各有不同。
当翻过高高铁尺梁，到达甘肃迭部县洛大乡时候，已是2006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天色渐渐转暗，三轮车风驰电掣。远远地看到了矿区，那里已经灯火初上。大家听见了大机器隆隆之声，这是陈年喜无限熟悉的声音，此后直至今天，这声音在身体里再未消逝。
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
它们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 我岩石一样 炸裂一地
——《炸裂志》
在中国，金属矿的实际开采并没有达到规模化和机械化，存在很大的制度漏洞。常态是通过层层分包到私人手中，规避员工保障与福利，而单纯压在炮工和渣工两者之上。陈年喜对矿业工人一直有着关注与思考，如何避免每天都在发生的悲剧，他认为自己得首先表达出来。
他开始借助一些渠道去讲述自身经历，开始写诗，借此记录下每一次的被动迁徙。他接触互联网，学习使用博客，直到今日已经公开发表几百首诗歌，他说大概是，“有些东西憋在心里。”
最后一段悲伤的矿洞记忆停留在2013年冬天，陈年喜在河南内乡的一个银矿连续干了四个月的活后，接到弟弟的一通来电：母亲在县医院查出食道癌，晚期。
就在那天夜里，陈年喜挥笔写下了《炸裂志》，那首在未来强烈冲击世人情感悲悯的代表作。“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那些鲜活的矿洞记忆包裹着疼痛、喜悦，而背后时代的洪流在涌动着。2014年，纪录片《我的诗篇》开拍，2016年以众筹形式在全国各地引发热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这一边缘群体——以陈年喜为代表的工人诗人。
一个村庄很容易被忘记黄金忘了的事物由黄土牢记
——《在皮村》
陈年喜说：“人们对工人诗人有一种文化上的低估。”对于《我的诗篇》，最冷漠的恰恰是工人群体。其原因在于，工人个体的生活比它更加丰富和离奇，诗歌的内容并没有超越他们的生活和内心的悲苦。
但总还是有鼓舞和支持。峡和小学、北京皮村工友之家，这是陈年喜一生不能忘怀的两个地方，前者完成了他人生和知识的初蒙，后者完成了他生命的再出发。
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常年居住着大量的外来打工者，它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一方面以自己的艺术形式（新工人艺术团、文学小组）扩大影响力唤醒大众，另一方面做实体商店（同心互惠商店）来帮助工友和底层的人群。陈年喜在学校教书，工作人员工资不高，但很团结，很热情地工作。他说那里包融着一种特殊的普世胸怀，高于当下这个世界，是进步的力量。
陈年喜是特别的，也是普通的。他大概是一片隐秘的淤青，背负着真实与真相的重量，沉默书写着这个时代的喜怒哀乐。而书案上的旧诗稿依旧散乱，那一句清晰又模糊着视线——“英雄济贪，美人济富，没有人再上梁山。”
（摘自每日人物微信公众号）
他们汇聚起来就是文学的江河湖海
今年4月，自传体文字《我是范雨素》通过公众号一夜之间“席卷”了朋友圈。《我是范雨素》的流行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两年前同样“刷屏”的余秀华诗歌《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每一个被范雨素或是余秀华打动的人，都不是矫情，不是猎奇，不是施加廉价的同情，而是在她们的生活流中看到了自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评价说。
“文章里的人和事，我们都不陌生。”严锋说，“我小时候在农村多年，周围的农民就是像范雨素一家那样，辛劳，不甘，努力，安命，达观。”
“草根”即大众。和范雨素一样，拥有顽强生命力，且更具有自觉书写意识和强烈表达愿望的来自底层的非专业创作者，在中国越来越多。而转型的中国给予了“草根文学”良性成长的土壤，让他们在这个时代获得更自由的表达。
不久前，纪录片《我的诗篇》上映，承担着沉重身体负荷的工人们，在恶劣环境下活出了诗意和价值，用自己喜爱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认识：
14岁开始打工的制衣厂女工邬霞已出版了第一本书；
用生命延续家人生命的矿工陈年喜写下“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四川大凉山深处的彝族工人诗人吉克阿优用“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描述生活。
……
“只要生活在，我的感知在，就能写作。”陈年喜说，“我不想被任何人代言，写作拓宽了我自由表达的空间”。
每个人都是潜在的作家，每个人的一生，都能写好一本动人的书。无数个余秀华、范雨素、陈年喜汇聚起来，就是文学的江河湖海。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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