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陈春会

西安日报 2020-09-18 03:46 大字

父亲的一生与时代共沉浮,颇有传奇色彩。

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如现实版小说《活着》中的富贵。据说爷爷年轻时,整个荆姚镇中街的半街房子都属于家族,朱门高屋,相当气派。但爷爷抽大烟、赌博,败完了家业还欠下债务,以至奶奶和几个孩子无法正常生活。很快,两个成年的姑姑被嫁了人,奶奶带着十一岁的父亲和他年仅五六岁的弟弟一路向北逃荒要饭。走了约四十里地,小弟弟实在走不动了,正好到了蒲城县城,奶奶就找了一个好人家将他送了人。然后继续向北走,他们来到椿林乡汉村一队上北社村,父亲被一户陈姓人家收留,由此从苏百越改名陈来友,做了陈家的继子。陈家是穷苦人家,父亲扛过长工也打过短工。

1950年家乡土改,父亲参与领导了村里的土改,还有后来的合作化、土地承包责任制等。父亲一心扑在公家事上,总是在大队、公社开会,一去就是几天甚至十几天,经常半夜三更才回到家。那时农村常会有狼出没,听说有一次父亲开会回来时曾遇到了狼,之后他每次开会就扛个锄头或镢头。家里的事只能撂给母亲和几个孩子,我常听到母亲抱怨父亲不着家、是个“野人”。

1977年冬天,村里粮库东南墙角被挖出个一人粗的窟窿,仓里粮食被盗不少。人们纷纷议论,揣测贼娃子可能就是从窟窿里将粮食偷走的,生产队长还试着从窟窿里探出头朝外看了看。父亲查看了现场后断定:粮食不是从窟窿里偷走的。因为,从这里弄出去几十口袋粮食,窟窿的四周会有摩擦的痕迹。据他观察,窟窿新挖的棱角俱在。父亲认为粮食是从库房门里被弄走的。后来,村里报了案,公安来人侦查后也说是监守自盗,这事就让大队和村里自行解决。父亲被调到了工作组参与调查,村里有三个人是嫌疑人。我当时年幼,懵懵懂懂的,就对父亲说,人家都不得罪人,就让你去得罪人。父亲说,村里人都在挨饿,有些人作为干部,却偷公家的粮食,我不怕得罪人。后来查实,确实是那三人合伙将粮食从库房直接拉走的。那三人是村里大姓人家,人多势众,父亲作为无依无靠的外来者,不惧邪恶,秉公行事,赢得了村民们的尊敬。

我大哥读书到小学毕业,学习一直很好,是学校的“五好”学生。因文革期间全国学生到处串联,父亲不放心,就让他辍学在家劳动。父亲在大队当干部,如果稍有私心,给大哥安排个体面的工作,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比如,去拖拉机站开个拖拉机、在供销合作社当个供销员、各种城里的招工机会,甚至后来推荐上大学,都是有可能的。因为父亲的无私,使我们兄妹几个没有沾到什么光,也没有为他当干部而感到光荣和骄傲。和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样,我们该干活干活,该上学上学。反倒因我家是村里倒数的穷家,为此我很长时间都很自卑。但也因为无私,父亲方能在历次运动中保全自身。

父亲还是有名的“能工巧匠”。他“盘”的“炕”“灶火”,不仅好用、“利火”,而且做工细腻、光堂,村里几乎每家都找他帮过忙。父亲还会做酱油和醋,他年轻时曾在西安自强路一带当学徒学过。父亲说,最好的酱油和醋是倒在碗里,在碗里转一圈,碗上会“挂壁”。改革开放后,父亲曾在家做过柿子醋、苞谷醋和酱油,以很便宜的价格原汁卖,乡亲们品尝后都赞不绝口。父亲还会“熬糖”,就是将苞谷、小米、红薯干等通过“麦芽”发酵,制作成麦芽糖,然后再滚上芝麻做成“芝麻滚”。父亲制作的“芝麻滚”,和现在超市卖的一模一样。我上大学后几年,父亲还熬糖、做芝麻滚,卖的钱舍不得用,都供我上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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