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成就了杜甫
“诗圣”这一历史上唯一称号只属于杜子美，其诗又被称为“史诗”，杜甫在诗坛的地位无人敢出其右。然而谁知，如果没有亲友的扶持关照，杜甫就很难生存，就谈不上成家立业，更谈不上成为诗圣。
杜甫生于唐太极元年（712年），卒于唐大历十二年（770年），一共度过了59个春秋。杜甫自幼家贫，姊妹较多，父母无力抚养他们。杜甫为长，故出生几个月后就被送到外祖父家，由舅父们代养。开元六年（718年），也就是杜甫6岁的时候，母亲崔氏去世。父亲又在外地做官，杜甫转而被送到二姑母家。二姑母待杜甫疼爱有加，好吃好穿先保证无娘的侄子，对他无微不至地悉心照顾，体贴入微，胜于己出。杜甫在为二姑作的《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中曰：“呜呼，有唐义姑，京兆杜氏之墓……甫昔卧病于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间女巫至，曰：“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杜甫常将此讲给客人听，“客将出涕，感者久之，相与定谥曰义。”就是这样，二姑为了保护杜甫的生命，舍弃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杜甫自幼有着良好的学习环境，二姑母一字一句教他读书写字。在良好文化熏陶下，杜甫成了神童。史载，他7岁诗泉涌，9岁写大字，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其在《壮游》中回忆道：“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在《百忧集行》中又忆曰：“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杜甫称誉时辈，受到名士魏启心、崔尚的赏识，以为可以与杨雄、班固相比。所以杜甫的自幼聪慧，是与其二姑母、二姑父地悉心照顾与教养分不开的。
据央视纪录频道《杜甫在龙门》（2014年3月30日）介绍，杜甫在少年困苦之时，是其在河洛的长辈和弟兄们支持、抚慰而度过的。所以，晚年时他想到要“鸟倦归巢，叶落归根”。
杜甫一生所住的房子，也全靠亲友的帮助，没有一处是他自己的血汗换来的。开元二十九年（741年），30岁的杜甫在河北、山东一带壮游，从父亲杜闲做官的山东兖州回到洛阳后，一直借住在亲友家。为了自己有一个安身之地，杜甫凭借父亲及舅家、姑家的资助，首选祖坟地尸乡亭附近修建几孔窑洞，并自命为“尸乡土室”。不久，他才与弘农（今河南灵宝）名门望族杨怡之女杨氏完婚。杜甫在陕西京兆做官、居住十几年，住的是其祖父、父亲在陕西做官时留给他的房产，也并不是自己一手打拼下来的。房子破旧不堪，外头下大雨，里边下小雨，但因穷困潦倒，也无力修缮。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杜甫将家眷接到陕西京兆后，也是在其血亲姻亲一次次资助下度过的，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先后两次去奉先（今陕西蒲城）避难，得到了在此任职的岳父杨怡的关照。到白水（今属陕西）后，便得到了在此任职的姑父孙宰安、舅父崔硕（时任县尉）的关照，杜甫特作诗有《白水县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彭衙行》《备志孙宰周恤之谊》。在秦州，又投奔了从侄杜佐，为感谢他作有《秦州杂诗二十首》。入川后，对其关照的是自祖父起有三世之交的两任西南军政最高长官严武。正如湖南《耒阳县志》载，杜甫安史之乱到蜀“往依严武”。严武去世后，杜甫又投奔了在湖南郴州任职的舅父聂十二郎，这位舅父大人还算可以，给了杜甫不少牛肉和酒，还给了他盘缠，让他返回老家洛阳。可乡愁涌心的杜甫，便借酒浇愁，畅饮而醉，昏倒淹死于江中。
可见，杜甫每到大难临头或食不果腹时，总是每逢困苦必寻亲，得到亲朋好友的无私解囊相助。可谓，杜甫的胸腔里流淌的是亲友的血缘、亲缘、情缘。现在，有人说杜甫是一个意志薄弱者，但我不这样认为。杜甫一生视写诗为生命，他把一生的精力用在了观察体验民间疾苦上，以集中精力抒发内心的情感，才成就了一首首精诗妙句。如果他一生为了自己和家庭的生计而劳累奔波，也许他能生活得好一些，但是他的诗就写不了这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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