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萱草 遥思屈子
?傅抱石《云中君和大司命》?此画曾拍出2.3亿元天价，画中描写了屈原《楚辞·九歌》中的两位神话人物———云中君、大司命。
?张大千《宜男多子图》?在中国画中，萱草与石榴的组合，称为“宜男多子”，萱草与寿石的组合，则称为“宜男多寿”。
师铤
前几日从渭南北站下车，街边遍寻共享单车之际，于花花草草中，看见大片大概是黄花菜的观赏植物——百合花一样的橘黄色花朵，应该就是黄花菜。作为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人，对于这个结果，我是不大笃定的。但是，作为一名前中文系学生，黄花菜又叫萱（又写作谖xuan）草、忘忧草，这个我可是知道的。至于为什么把一道菜叫忘忧草，据说从前游子离家，是要在母亲居住的北堂种些萱草，借以减轻思念而忘忧。唐人孟郊就曾经写过“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亲倚堂门，不见萱草花。”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萱草被赋予母慈子孝之意，萱堂就是母亲居住之地的雅称，和代称父亲的椿庭凑一起，比喻父母都健康的“椿萱并茂”，就是从这儿来的。
但是目前，说起黄花菜，哦不，萱草，最早的文学记录应该是《诗经·卫风·伯兮》，思念远征丈夫的妻子吟诵出“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mèi）”（哪儿去找忘忧草？把它种到屋北面。一心想着我丈夫，使我伤心病恹恹）。注疏说“北堂幽暗，可以种萱”——从当年文学史课上到现在，我都没搞懂，怎么母慈子孝的忘忧草就和思妇扯一起了？
话扯远了，自此以后，在中国文人的笔下，萱草就不断出现。汉时李陵说：“亲人随风散，沥滴如流星。愿得萱草枝，以解饥渴情”。嵇康《养生论》里说：“合欢解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南朝谢惠连说：“积愤成疚痗，无萱将如何。”比他晚了几十年的王融说：“思君如萱草，一见乃忘忧。”到了唐，我们渭南乡党白居易也写出了：“杜康能散闷，萱草解忘忧。”
不仅入诗，萱草还入画。除了那些著名的特写外，文征明有一副《携琴访友图》，作此画时，他正辞官在家，学着师傅沈周，一天天就在苏杭之地游山玩水，写字画画。这一幅画里，文征明友人的院前案头，都有萱草的影子。
想起文征明也曾画过很多茶画，无非是携茶访友或者以画换茶的恬淡之作，千百年后，纵然画纸泛黄，那茶香琴韵萱草花，在山中岁月长的悠然中，历久弥新。
当然，在北站口看见那一大堆萱草的时候，我还没有想这么多。我当时只是从《伯兮》想到了《诗经》里虽然有好多花花草草，但是那么多人，从庙堂之上的文官到田间地头的思妇，他们所有人吟诵出的花花草草，大概都没有屈原多。
而一想到屈原同学，我就下意识的，脑壳疼。
当年学文学史，负责先秦文学的是一位老学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名有摄影机记忆的老学究。他的记忆力有多厉害呢？已经退休的人了，还能一字不差的给你背《离骚》《九歌》《天问》，自己背也就算了，还要求我们这些学生背。那段时间，大家见了面，都是一副被屈原害苦了的头疼脸。屈老先生是浪漫主义诗人的鼻祖也就罢了，他还是一名植物学家；植物学家也就罢了，他还是一名精于“报草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文章里，除了语气词“兮”，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各种草字头的香草。不信，您看看———“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或者“纷总总其离合兮，班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溷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这么拗口，读都读不下来，何况背？
当然屈原写文章的时候，可没想过他对后世学子的影响，对他来说，香草恶草，都是抒发情感的手段而已。他以香草自喻，不香的就来比喻奸诈小人。那段时间，疲于背诵的我们，就这样被千年前的失意诗人，搞得天天头疼。以至于快二十年过去了，我看见一大堆艳丽的萱草，高兴了没两分钟，就又头疼了。
虽然害得我们头疼，但是屈原在中国乃至于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是之后千百年来无数诗人的文学偶像。我的头号男神李白说：“屈平辞赋悬日月”。是啊，没有屈原开创的浪漫华丽的楚辞传统，李白大概写不出《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将进酒》等一大堆名作。李白之外的另一位大诗人，我的二号男神苏东坡也说：“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就是浪漫主义诗人之外的柳宗元，也不会写出对答屈原《天问》的《天对》。
说到这儿，想起之前国家航天局宣布将我国行星探测任务正式命名为“天问”，将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命名为“天问一号”，同时公布了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标识“揽星九天”。关于“天问”这个篇名的含义，东汉的王逸解释说：“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可见，“天问”其实就是问天的意思。《天问》全篇三百七十四句，提出一百七十二个问题，涉及天地生成、历史兴衰、神仙鬼怪等问题，可以说一部先秦版《十万个为什么》。屈原问天千年后，柳宗元被贬谪到屈原曾经生活过的楚地，对于《天问》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写下了著名的《天对》。在柳宗元看来，屈原的很多疑问，都源自当时的神话传说，并不可信。跟屈原比起来，千年后的柳宗元对宇宙的态度显然更接近于今天的科学观。然而，不管是屈原千年之后的柳宗元，还是柳宗元千年后的我们，对“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仍然充满了好奇之心。正是怀着这样的好奇之心，今天的科技工作者，要用科学的探索实践，来回答屈原的“天问”。
当然对于没有背诵任务的普通人来说，大家提起屈原，第一反应还是粽子和端午节。事实上，这是一个误会。屈原之前，老祖宗就在吃粽子过端午。这两件事，都不是因他而起的。
曾经，人们认为五月是“恶月”，五月初五即是“恶月恶日”，大概是因为时值仲夏，蚊虫滋生，稍不注意，容易生病。于是“驱瘟避邪”成为这个日子的重点，比方斋戒沐浴插菖蒲喝雄黄酒等。成书于西汉（这会儿离屈原投江不过二三百年）的《礼记·月令》说仲夏之月，“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就是说五月有夏至，阳气达到顶峰，阴气开始回归，阴阳二气争斗激烈，正是万物死生之界。
古人有多忌讳“恶月恶日”？比《礼记·月令》成书还早的《史记》这样写孟尝君：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於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就是当时流传说五月生出来的小孩长到门高的时候就要克父母，所以五月五日出生的孟尝君，差点被封建迷信害死在摇篮。
把客观存在的日期人为地划分为凶恶或者吉利，当然是不科学的。但是在那个科学技术不发达，医疗手段落后的千年前，古人们对于因为气温和湿度上升导致的毒虫肆虐，疾病增多，生活乃至生命被威胁而产生莫名恐慌，从而将希望寄托在神鬼之说，是必然的时代局限性。
话扯远了，这么敏感的日子，老百姓忙着避邪驱灾，统治者也没闲着，毕竟，这个时节是否风调雨顺，关系着一年的农业收成。不过那会儿不是端午祭祀，而是夏至祭祀。据说古时候祭祀夏至，就是用粽子。与之相对应的，是具有“送瘟”意义的龙舟。
自先秦至今，已经两千多年过去了，不管是曾经种于北堂，象征着母慈子孝的忘忧草变成了盘中清香的黄花菜，还是流传千年变化不断的端午夏至，多少习俗，在时光流转中，不断变化。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对母慈子孝的珍惜向往，是我们对屈原这样“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的爱国主义诗人的推崇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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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渭南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