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的故事
徐玉虎奶奶把我们分开另过时，我们仍和奶奶家出一个院门。
奶奶家有三间五套檩房子，父亲叫人在右边的一间正中，安一个小门。我们的火炕不动，在炕沿下的左边盘一个灶台。几口大小不一的瓮靠墙摆放着，里面装着不到一年的口粮，瓮盖上放着小型的劳动工具和日常用品，房间就剩下狭窄的空间了。吃饭时，饭桌放在逼仄的夹道，六口人不能全围在饭桌，母亲和我们中的一个人，只好给碗里夾一点菜，坐在炕沿上。
我们一家六口人，就在这个长不到六米，宽不过三米的房子，过着清贫的生活，住了十几年。
那时候，搬出去另盖几间新房便成了父母日思夜想的梦。
为了早日实现这个梦想，瘦小的父亲在生产队劳动时，经常捡一些重活、脏活、能挣到大工分的活儿干。
上午放学后，我们经常饿着肚子等待父亲下工吃饭。当他迈着沉重的步子到家后，洗去一脸的疲劳和汗水，这才露出骄傲的神情对母亲，也是对我们说，“今天又比他们多拉了两车粪。”我在心里计算着，一车粪记一分工，多拉两车，多记两分工。当时我不明白，多的这两分工何以值得父亲那么骄傲？后来，我才知道，在生产队分粮、分钱时，同样的两个劳力，我们家总比别的家分得多。
为了盖上新房，母亲除了一次不落地参加劳动外，她还承揽了一切家务，特别是一家六口人的穿衣、穿鞋。那时候，母亲绝不会掏一分钱扯布，包括鞋面子的那点洋布，我家所有的布证都让父亲换成钱了。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耳边总会响起母亲纺线的嗡嗡声和咔嗒咔嗒的机杼声。这种声音，在黎明前响起，在夜半三更我们的睡梦中响起……一年又一年，我们穿的四季衣服、鞋子都是母亲用勤劳的双手做成。
为了能盖上新房，母亲变得异常细发。那时候，生产队每年只给社员按人头分一斤二两油，没想到，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时，各地都在防震，母亲竟从废弃的红苕窖里，取出一个盛满油的罐子，说是攒给盖新房时用。我真不知道母亲是如何从家人口中，一顿饭一顿饭抠出来的，我只知道，我们是在母亲一年又一年做的寡盐少油的饭菜中长大。至今我才明白，为什么自己现在对大葱，蒜苗情有独钟，原来小时候母亲根本不会在菜里放这些东西。因为在她的眼里，饭菜只要有点油和盐就行了，放大葱或蒜苗，那就是生活的奢侈。
后来，在父母挣断裤带和勒紧肚皮十多年的努力下，一九七八年，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家申请了一院庄基，盖起了四间对檐厦子瓦房，外带一小间厨房。厦子房隔了一间，算作我们的卧室。我高中毕业回到农村，父母见我年龄大了，就在厦子房的一个角落，用塑料纸围了一间卧室。这个卧室虽然方便了许多，但每当晚上我借着油灯，看书和写作时，不大一会儿就要把门帘揭开，让烟雾散出去。就这样，第二天我的鼻孔仍吸满烟尘，脸也熏得灰沉沉的。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们家分了十八亩责任田。那时候，我和弟弟妹妹也长大成人。一家人通过一年的辛勤劳动，家里有了余粮，有了吃不完的油，也有了余钱。一九八五年，父母为我申请了新庄基，盖了三间大瓦房。尽管是胡基装芯，但我终于离开了用塑料纸围着的那个不透气的卧室，终于在这房子安了身，立了家。后来，父母和弟弟也相继住上了大瓦房。
如今，八十年代的房子早已拆除，弟弟们也都住上了宽敞气派、装修一新的楼板房。四弟在他宽敞的院子里，盖上了三间一砖到顶的大房子，过了几年，又在门口盖起了四间砖混结构的平房，另有一间延伸到后面，那是厨房和母亲的火炕。
现在，母亲夏天住到装修考究、带有空调的上房里，沐浴着凉意、看着电视；冬天便住在通锅的火炕上，房间里有火炉相伴。春节，我们一家人回家过年，便挤到母亲的火炕上，房间里有熊熊燃烧的炉火，大家坐在一起，边看着春晚，边拉着家常，幸福地享受着人间融融的暖意。
2006年，随着工资待遇的不断提高，我在渭南城区买了小单元房。每到双休日，我们一家人便来到城区，逛街购物，去公园游玩，真正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如今，住着这宽大明亮的单元楼，冬有暖气，夏有空调……我的写作环境大为改善。明亮的台灯，配置高端的电脑，100兆的网速，宽敞的书房……我们尽享着物质文明带来的幸福生活。
做梦也想不到的是，2016年，我又给儿子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大房子。
现在，坐在宽敞舒适的阳台上，望着眼前的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小车，我想：党的富民政策不只是给我们带来了物质的满足，它从生活的各个方面给人们带来了快乐、和谐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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