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聚焦 陕西渭水流域是仰韶文化“核心区”
石峁遗址出土的石雕新街遗址出土的砖块泉护村遗址出土的陶鸮西安半坡遗址
10月15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介绍仰韶文化考古工作的最新进展，回顾仰韶文化百年考古工作成果。
仰韶文化是指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其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近年来，仰韶文化考古工作有哪些新的进展？“半坡遗址开启中国首次大规模聚落考古实践，泉护村遗址树立了庙底沟类型的分期标杆，陕西仰韶文化聚落中出现的防卫或礼制性设施开启了龙山时代高等级聚落礼制设施的先河，最早的瓦、砖、泥抹子等大型建筑材料和工具也首先出现在陕西仰韶文化遗址中。”在当天举行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马明志回顾了陕西仰韶文化考古历程。
得天独厚陕西是农耕定居的天府之地
陕西的地理位置位于中国版图的中心位置，处于太行山以西的黄土高原腹地，黄土耕地面积广阔，水系密度较高，季风降雨较为丰沛，较少发生严重水旱灾害，在仰韶时代是最为理想的旱作农耕和定居区域。《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均记载，天下九州中唯有雍州之地为上上田。表明在秦汉时期，人们依然认为这里是农耕定居的天府之地。
“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以渭水流域为核心的黄土高原地区，基于这里优越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仰韶文化遗址在鼎盛时期拓展至江汉、河湟、中原、河朔地区，面积达到60万平方公里以上，影响范围更为广袤。”马明志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陕西有新石器时代遗址2242处，其中仰韶文化遗址数量超过一半。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陕西新石器遗址数量达到6677处，其中仰韶文化遗址超过2000处。
2016年以来，在国家文物局“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项目带动下，陕西开展区域系统调查建模推演，其结果是，榆林市新石器时代遗址达到12000-15000处，陕西新石器时代遗址总数大约有25000-30000处，其中仰韶文化遗址达6000-10000处。可见，陕西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巨大。
半坡遗址开启中国首次大规模聚落考古实践
1923年春，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安特生为探寻他所设想的仰韶文化“西来说”的线索，在前往甘青地区考察途中对西安东郊十里铺的一处遗址进行了调查，并认定该遗址属于仰韶文化。这是陕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首次被认定文化性质和年代。此后，陆续开展了渭水流域和汉水流域仰韶文化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主要包括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扶风案板、陇县原子头、华县泉护村、高陵杨官寨、蓝田新街、西安鱼化寨、汉中李家村、何家湾、龙岗寺，带动了仰韶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聚落考古的新进展，也使得陕西在中国考古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半坡遗址发现于1953年春季，1954年—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兴邦先生主持对半坡遗址进行了5次发掘，发掘位置属于遗址的北部，发掘面积约10000平方米，房屋遗迹40多座，墓葬200多座，还有大量陶窑、窖穴等遗迹。出土遗物上万件，主体遗存的文化性质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距今约7000年—6000年。”马明志说，半坡是中国境内首次采用聚落考古的先进理念大规模揭露的古代聚落遗址，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树立了聚落考古的标杆，在世界考古领域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58年，国家在半坡遗址上建起中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成为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姜寨遗址位于西安市临潼区城区，是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一处以仰韶文化遗存半坡类型为主的史前聚落遗址，距今约6700年，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是我国20世纪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该遗址也是我国第一次全面揭露聚落遗址，成为仰韶文化分期、仰韶文化聚落与社会研究等重大课题研究的典范。
泉护村遗址树立了庙底沟类型的分期标杆
泉护村遗址的发掘，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分期建立了可靠的标杆。
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显示，泉护村遗址位于陕西华县柳枝镇泉护村北，地形南高北低，呈阶梯状，遗址面积约60万平方米，庙底沟文化为其主要内涵。出土陶器以红陶为主，次为灰陶和黑陶；泥质陶比例大于夹砂陶。器形以平底器为主，其次为尖底器，主要有曲腹平底碗、钵、卷沿曲腹盆、双唇口尖底瓶等。陶器纹饰丰富，主要有绳纹、线纹、弦纹。彩陶也很发达，图案分为两类，鸟纹和花卉纹。遗址中还发现一座大型“房子”遗迹，引人注目。该遗址曾进行两次大规模发掘，取得很大成就，对建立关中渭水流域考古文化序列、认识中国考古文化格局等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据马明志介绍，李家村、何家湾和龙岗寺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展示了秦岭以南汉水上游前仰韶——仰韶文化分布和演变的重要信息，表明仰韶文化翻越秦岭拓展至江汉地区的空间格局，并为研究仰韶文化在长江流域的传播提供了路径支持。同时，汉水上游仰韶文化流行制造和使用绿松石器、玉器的特点，暗示江汉地区可能是中国早期玉器制造的源头之一，需要进一步引起关注。
此外，杨官寨遗址大型环壕聚落和成人墓地的发现，则解决了考古学界数十年关于庙底沟聚落形态和墓地分布位置、内涵的迷惑，同时通过基因组检测，初步认定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属于较为稳定的父系社会。同时，在杨官寨遗址南部断崖处，考古发现了制陶作坊区和仰韶文化晚期前段的成排窑洞式房址。
新街遗址出土5件“年龄”超5000岁砖块
蓝田新街遗址位于灞河东岸的二级台塬上，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包含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代和汉代遗存，其中以仰韶文化晚期最为丰富，出土大量陶器。
据此前媒体报道，陕西考古工作者在对新街遗址发掘过程中，发现了6件烧结砖残块、1件未烧制的土坯砖块。6件烧结砖残块中，有5件都属于仰韶文化晚期，最大的一件残长15.7厘米、残宽10厘米、厚3厘米，推断是个长方形的砖；最小的一件残长8.5厘米、残宽6.5厘米、厚2.5厘米。它们都是一面和侧边平整光滑，另一面较粗糙。其中5件烧结砖块的材质基本相同，都为泥质红陶，考古专家从出土窖穴中提取出碳屑样品，送交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西安加速器质谱中心（AMS）进行了年代测定，发现5件烧结砖残块年代略有差别，但都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范围内，距今超过5000年。另一件烧结砖残块，在对其提取物进行检测后，专家推断，其年代应属于龙山文化早期，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880年至公元前2490年之间，距今不到5000年。另外，考古专家在对一件未烧制的土坯砖块进行研究时发现，它的边缘整齐，看不到切割痕迹，说明这些砖都是木质模具成型的，它的发现，为我国砖类建材的起源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
马明志表示，新街遗址发现的这批仰韶文化晚期前段的砖，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砖。同时，该遗址发现玉石矿料切割的遗物和加工玉器的钻头，对研究仰韶文化玉器材料、加工手法等学术问题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开启了龙山时代高等级聚落礼制设施的先河
学术界一般将仰韶文化的年代范畴界定在公元前4900年—公元前2900年，大约经历了2000年。近20年来，仰韶文化的上限被提前到大约公元前5000年，而下限的测年被推迟到公元前2800年—公元前2700年之间，如此，仰韶文化的时段被稍微延长。另外，陕北等地仰韶文化因素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400年前后，但由于那里陶斝、灰陶等因素的流行，已经属于龙山时代面貌，只是仰韶文化的一些要素消失步调较为迟滞而已，属于边缘滞后效应。
“近些年，随着陕西龙山时代城址的发掘，如芦山峁遗址、石峁遗址，我们逐步认识到，龙山时代的合院式建筑、门塾哨所、马面、瓮城等防卫或礼制性要素，其源头可能早在仰韶文化半坡时期、庙底沟时期就已经展现出雏形因素，只不过以前我们没有对比对象，没有条件进行长时段比对。”马明志表示，这些防卫或礼制性设施开启了龙山时代高等级聚落礼制设施的先河，将是探索仰韶文化文明要素起源的一个主要方向。另外，最早的瓦、砖、泥抹子等大型建筑材料和工具也首先出现在陕西仰韶文化遗址中，如长安鱼包头遗址庙底沟期筒瓦、蓝田新街遗址庙底沟期砖，芦山峁遗址、石峁遗址、宝鸡桥镇遗址等龙山时代板瓦、筒瓦等，说明陕西及黄土高原地区在仰韶时期就孕育出文明要素，走在全国各文化区系的前列。
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最强势的一支文化系统，以最具特色的彩陶题材和尖底瓶等特有的要素为标识，文化延续2000年，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分布空间以黄土高原为中心并向周边形成辐射态势，陕西渭水流域是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域。
仰韶文化研究见证了百年中国考古学的发荣滋长
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仰韶文化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缩影，见证了百年中国考古学的发荣滋长。半坡、姜寨、庙底沟、西王村、大地湾、杨官寨、西坡、黄山、西山、大河村、双槐树等重要遗址的发现发掘，不仅丰富了仰韶文化的研究内容，更是在田野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史前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一大批杰出的考古学者汇聚仰韶文化研究，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张忠培、严文明等都曾参与其中，扎根田野、著文立说，让中国考古薪火相传、英才辈出。
宋新潮表示，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仰韶文化研究将走过百年征程，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回顾过往，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
本报记者赵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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