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暖心田无相忘
史玉红史京存口述胡云安整理
2019年7月31日，对于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个很不幸而且非常难忘的日子，我们敬爱的陈舜瑶阿姨以102岁高龄在北京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非常震惊，也非常悲痛。我和姐妹兄弟在一起回忆过去几十年里，我家和陈阿姨一家交往的日子，感慨万千，感激她对我们全家人的关怀。
陈阿姨虽然年过百岁，但在我们姐妹兄弟的印象中一直很年轻，而且永远年轻。多年来我小弟史京存每年数次看望她和宋平伯伯，回来都向我们说：他们二老的身体状况都很好，特别是陈阿姨，脸色白皙红润，头发乌黑发亮，只有几根白发，一点不显老。而且思维清晰，记忆超群。见了面总是嘘寒问暖，逐个问询我们姐妹兄弟的情况，关心我们的成长和家庭生活，我们也享受在这慈母般的爱怜之中。
陈舜瑶阿姨是宋平伯伯的夫人，是一位资历很老的老革命家。她1917年生于山东济南，1936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工学院土木系学习，1937年12月在长沙临时大学（后来的西南联大）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离校北上，辗转去延安学习，然后在我党领导下的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和南京中共代表团工作，在周恩来身边担任宣传秘书。解放战争打响后，到东北解放区从事青年运动和教育工作。1953年，陈舜瑶阿姨重返清华大学工作，任学校党委副书记。其间，还担任过第一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1年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后又任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最后回到北京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顾问。她还担任过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曾在西北工作过20余年，故西北人习惯称她为陈部长，而我们姐妹兄弟最习惯叫她陈阿姨。
从我们记事起，我父亲就在宋伯伯和陈阿姨身边工作。我父亲叫史兰水，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即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汽车队工作，担任队长、安检员，同时也是宋伯伯的专职司机。父亲在宋伯伯的领导和教导下，工作踏实肯干，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起早贪黑，擦拭、保养、修理汽车，生怕出错，所以接送宋伯伯从未误时误点。除此之外，父亲为人正直，一身正气，经得起各种考验，大家称赞他说：“史师傅不仅是个好司机、好队长，还是位好党员。”他在工作期间获得不少的奖章和奖状，在北京工作期间，他曾被推选为“北京市安全标兵代表”，参加过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大会；在西安西北局工作期间，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到甘肃省委工作期间，又获得“甘肃省劳动模范”称号。我父亲这些成绩和荣誉的取得，与宋伯伯和陈阿姨的教诲和培养是分不开的。他们二老既是我父亲的首长，又视我们为家人。
从1953年到1961年，陈阿姨在清华大学工作，1961年调到西安西北局工作，1973年又到兰州工作，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家都是和宋伯伯和陈阿姨他们在一起，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他们的关怀和帮助，使我们终身难忘。
在这近30年间，我们姐妹兄弟5人都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在我母亲的讲述中，我们知道了老一辈交往的一些逸闻趣事。我母亲一生共生育了8个孩子，由于各种原因只活了我们姐妹兄弟5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已经60岁的小弟，他的出生充满了奇遇。由于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母亲多次放弃了外出参加工作的机会，我父母亲决定，小弟出生后就不打算要了，准备留给医院，交由医院去处理，或让他人收养。因此，1960年3月小弟在北京医院出生时，并没有准备任何婴儿的衣物用品。当这件事被宋伯伯和陈阿姨知道后，他们立即派人赶往医院，用毛巾被将我的小弟抱回，并责备我父母亲，不该有把孩子送人的想法，并给小弟起名“京存”。60年过去了，如果没有宋伯伯和陈阿姨他们当时的慈悲心肠和果断处理，如今小弟不知会在何处。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遭遇经济上的困难，粮食紧缺。我们家人口多，当时最大的姐姐10岁，最小的弟弟8个月，都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吃不饱。我母亲省吃俭用，还经常到野外挖野菜。全家只靠我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宋伯伯和陈阿姨就经常给我们送吃的穿的，当我们吃到白面馍时高兴得手舞足蹈。每到月底，家中经常钱不够用，父亲实在没办法了，又不好意思向自己的首长开口，就让我去向宋伯伯、陈阿姨借钱，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借给我们。我们家孩子多，上托儿所、幼儿园及小学的钱大部分都是他们为我们出的，并经常关心过问我们几个人的学习情况。我的父母亲在世时，每当给我们讲起这些往事时，都充满了感激之情。
岁月中，也曾经历过分离。有一段特殊时期，时任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陈阿姨被批斗，因我父亲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良心，不能说违心话，坚持认为陈阿姨是党的好干部，而受到牵连，被下放到铜川。我们全家7口人被分到了不同的地方：姐姐在宝鸡农村插队，我在陕西合阳县插队，母亲和弟弟、妹妹在合阳县另一个公社插队落户，两个公社相距30公里，交通不便，相互不能照顾，生活很困难。
几年后，我们和宋平伯伯取得了联系，他当时在甘肃任职，知道了我们一家的情况后将我父亲调到了甘肃，仍然当他的专职司机。那时国家也有政策，允许我们返城。这样，除了姐姐之外，我们家又聚到了一起，又回到了宋伯伯和陈阿姨身边生活。我的大弟参军到了部队，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上学，弟弟妹妹都逐渐长大。那个时候，我们家和宋伯伯、陈阿姨他们住在一个大院里，经常能和他们见面，在我们眼里，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陈阿姨是个女强人，总是留着短发，人很精干，经常到全省基层单位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帮助解决问题。但即使工作再忙，她也要到我家来，问寒问暖，看我家有什么困难，日子过得怎么样，并关心着我们成家立业的终身大事。每当我们姐妹兄弟中有人结婚时，她都买礼品相赠，并祝福我们幸福快乐。我们的孩子出生后，她也是非常喜欢，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老一辈的关怀和温暖。
1980年初，宋伯伯、陈阿姨调回北京工作，我父亲服从组织安排，仍然留在甘肃工作。不幸的是，1987年我父亲检查出患了喉癌，因身体治疗需求，我父亲要经常去北京看病，宋伯伯、陈阿姨知道后非常关心，每次到北京看病，他们都要反复询问病情，并到医院看望，叮嘱医生精心治疗，让我们十分感动。有时我父亲因病情原因心情不好，甚至发脾气，陈阿姨知道后，亲自写信安慰我父亲。我们两家的交情不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而是同甘苦共患难的；不是一年半载的交情，而是几十年的交情。至今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陈阿姨写的信仍然保留在我们手上，她说过的话言犹在耳，记忆犹新。我父亲1996年3月16日病逝之后，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告别仪式，年已80岁的宋伯伯前往送别。一个司机去世，受到如此高的礼遇，我们姐弟一直感到担待不起。陈阿姨见面对我们更是关爱有加，总是要问到我们姐妹兄弟五个的家庭情况。面对如此关怀，我们总是认为只有好好工作，才能报答。数年来，面对宋伯伯、陈阿姨两位高龄老人，我们都委托小弟史京存每年数次进京看望并送去我们的祝福。当惊闻陈阿姨谢世，我们悲痛难忍，急于赴京奔丧，但接到宋伯伯家人的通知，丧事从简，不让进京吊唁。我们强压悲痛，只有遥祭陈阿姨一路走好。
回想过去我们两家相处的点点滴滴，终身难忘，我们一定要牢记宋伯伯、陈阿姨等老一辈身上所具备的良操美德和优秀品质，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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