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的收藏情结
张德臣
于右任先生自幼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既是著名的爱国者、教育家、诗人、报人、书法家、楹联家，又是一位热心的金石收藏家。
于右任先生作为陕西人，对“关中三绝”——北朝咸阳梁《慕容恩碑》、耀县北魏《姚多伯造像记》、白水苻秦《广武将军碑》，特别关注。1918年，他奉孙中山之命，从上海回陕主持靖国军，由河南洛阳北上，绕道山西太原，西渡黄河，经延川，南下延安、宜川、洛川、宜君、富平到三原，一路寻觅无果。后听说碑在白水县史官村仓颉庙墙壁内，有古董商将拓本带到北京、上海，获价千金，于右任担心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流落海外，忧心如焚。
1920年，驻高陵的靖国军第三路参谋兼总部参谋、于右任的同窗好友泾阳鲁桥人李春堂从澄城赵子建处得到拓本，转赠于右任。于右任喜出望外，作六百言《广武将军复出土歌》答谢，因言“新出澄城境”“石在史官村”而引起风波。1924年，澄城人雷召卿写信给于右任，说最初发现者是他，于右任又写诗《赠雷召卿君》道歉“误记当年访古人”。
1927年至1937年，于右任先生公务繁忙，不忘收藏，把目标锁定在洛阳志石上。1929年得知城郊出土了《熹平石经·周易残石》，毅然决定出价4000银元从当地古董商处购买，因数额大，协议先付半价，残石暂存当地。1933年，才补足另一半欠款得以收购。
面对大量从民间收购碑石墓志，转手倒卖，牟取暴利的洛阳古董商“水涨船高”，他深知过分砍价，这些文物便会落入在上海的日本人和走私商手中。便对持有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实在不行，宁可高价挨宰，也不轻易舍弃。
截至1935年，于右任收藏从晋到宋墓志碑石400余方。其中部分在战乱中散失，实存387方（含墓志盖）。这批墓志中，他特别珍惜北魏七对夫妇墓志，将自己的书斋取名“鸳鸯七志斋”。
于右任不仅是书法爱好者，也是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卫士。在收藏的同时，为使更多的金石爱好者了解这批藏石，他在商务印刷馆大型刊物《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评介其历史、艺术价值，同时让高手拓印若干精拓本，签盖上自己的名章，分赠各地博物馆、图书馆和一些大学的图书资料室。借鉴志石，于右任先生的书法吸收、融入北朝碑志，独树一帜，功力深沉，所书丹的墓志铭、志盖浑厚郁勃，颇有《石门铭》之放逸、《广武碑》之拙挺。其楷书传承了北朝碑志的典型风格。
随着抗战爆发，民族危难日益加深，为保全所收藏志石，于右任先生将收藏的鸳鸯七志斋藏石等碑石二百余方捐给陕西省政府，存放西安文庙集中收藏，他写信给主政陕西的官员说“拟以将来摹拓所得之款，补助三原民治小学经费。”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于右任投身救国，无暇顾及收藏。1939年日寇大肆侵略华北、华中，为防战火破坏，于右任先生安排将“熹平石经”残石密藏于富平县南堡村一农家院内的枯井中，后运往三原民治学校。其后，又转藏至于右任在三原的侄儿于期家中。1952年，“熹平石经”残石入藏西安碑林。
于右任曾创办斗口农事试验场，把祖遗和族人的300亩地给了试验场，并立遗嘱刻石“天下为公，不置私产”。他的志石收藏，一不图高价卖出获利；二不巴结官方送人，捐赠碑林的唯一条件是允许拓印，将拓本销售收入充作民治学校的办学经费；三不作为传家宝留给自己的子孙，而是捐献给国家。碑林现藏的墓志，多半为于右任先生捐赠。（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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