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大瘟疫:席卷关中的霍乱是如何散去的 关键字:如何,霍乱,席卷
图片来自文章《刘炳涛:1932年陕西省的霍乱疫情及其社会应对》
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卡尔·迈登斯拍摄的1941年的潼关
《白鹿原》第二十五章描写了一场空前的大瘟疫,它“像洪水漫过青葱葱的河川的田亩,像乌云弥漫湛蓝如洗的天空”,在原上所有村庄蔓延,让一切人颤抖。
得了病的人先是上吐下泻,按照书里面中医冷先生的说法,这叫“两头放花”。之后会眼窝凹陷甚至失明,脸上呈现一种绿莹莹的颜色。几天后,人就不行了。瘟疫持续数月,白鹿村里隔三差五抬埋死人,哭声甚至已经引不起人们的同情,白嘉轩的媳妇仙草就是在这场瘟疫中死去的。原上的人认为这是田小娥的鬼魂带来的邪气,直到白嘉轩修起一座镇妖塔,瘟疫才过去了。
《白鹿原》中的很多事件,都有真实背景。这场大瘟疫,实际上写的是发生在1932年的关中大霍乱。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一种肠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饮用或者食用被病菌污染的水或食物而感染。霍乱这种病是在清代由外国传入中国的,并从中国沿海向内陆省份传播。根据其英文发音,又被译作“虎烈拉”,时称“虎疫”。
1932年的霍乱几乎遍布全国,是中国有史以来这种病最泛滥的一次。4月26日,第一例霍乱出现在上海。5月23日,武汉成为第二个发现霍乱的城市。据当时粗略统计,共有23个省市、306个城市出现疫情。
一位山东的小学教员,记录了疫情发生时的一些情形。他所在的县有三分之二的人染病死去,剩下的家家户户都在焚香烧纸。老乡们传说“瘟神是讲年头的,转过年头来,就会好了”,于是全镇的人竟然在大夏天决定了一个“过新年”的日子,并在那天营造出一派新年的景象……
而在陕西,这次疫情传染范围之广、死亡人数之多都居全国前列,堪称陕西近代史上的一次大灾大难。
一般认为,陕西的疫情是6月19日,最先在潼关东关车站发现的。霍乱传播速度很快,到了7月中旬,已传染华阴、华县、澄城、朝邑(今属大荔)并波及临潼、西安。人感染霍乱后有两个明显症状:一是腹泻加呕吐,严重者甚至出现便血、吐黄水;二是小腿肚转筋,耳鸣口渴,呼吸急促,表情呆滞,眼窝塌陷。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病人很快就昏迷死亡,就像《白鹿原》里写的那样。潼关发生疫情后平均每天死亡30余人,华阴县到8月8日死亡人数已经过万。
这次霍乱是怎么来到陕西的呢?很可能是沿着陇海铁路从外省输入的,因为陇海铁路此前一年刚刚通到潼关。而疫情在陕西境内的传播,也明显呈现出沿着交通干线、自东向西、由城而乡蔓延的特点。
1932年陕西的公路事业已经有了较大发展,西安至潼关、至长武、至凤翔、至眉县的公路都已通车,这为病毒迅速传遍关中提供了便利。
关于霍乱的来源,还有另一种说法。时任防疫委员会常委的杨叔吉说,潼关的霍乱是在端午节前三天(6月5日)发生的,初染之人为河南籍刘姓母,由于饮用了潼水而发病,之后潼水旁的居民,户户染疫,家家死亡,他由此推断,应是有人投毒。
这种说法更为民间“喜闻乐见”,于是各种投毒染病的消息屡见报端。富平县通讯称水泉因投毒而变色,百姓饮水恐慌。武功县报告说,发现汉奸投毒数次,已专门制定“已服毒水急救法”。长安县还抓获了一名投毒汉奸,此人姓姜,乞丐打扮,自称同伙有17人之多,因为城市里面不好下手,就到农村来投毒,毒药是一种白而略带红色的粉末。报刊上登出来的投毒方法五花八门,除了放水里的,还有放到瓜果蔬菜里的。
由于前一年东北刚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当年年初又有上海淞沪会战,全国上下反日情绪高涨,那些“投毒”分子往往被认为是日本人派来的。这就为乡间送瘟神的迷信活动增添了新花样,朝邑县“每晚人民各以色纸糊成飞机、船只等,上书内载虎列拉,航驶日本,俾日人中此疠疫,悉数灭亡。各巷巷镇并以锣鼓大作,喧天焚送”。
有研究者分析,水源污染导致霍乱蔓延是合理的,但投毒的说法就不太可靠了。以当时一般人的知识水准,且不说含有霍乱弧菌的“毒”不好携带,就算能够携带也没几个人敢带,毕竟病菌可不是毒药。杨叔吉先生曾在日本学医,是医学方面的专家,之所以会作出“投毒”这样不严谨的推测,大概也是受了当时社会上情绪的影响吧。面对大灾难,人类难免不恐慌,而恐慌,就会产生谣言。
霍乱传到西安是在7月20日,造成的结果也很惨痛,一个多月就有1311人发病,937人死亡。往往是一人患病、全家难免;一家患病,全巷遭殃。西安城里万户萧索,路断人稀。
疫情最终波及的范围,西到宝鸡,北至榆林,南抵安康,已经远远不止关中地界。据《陕西省志·人口志》,此次霍乱传染了60个县,患病人数有50万,死亡人数约20万,死亡率在40%左右。
之所以会如此严重,除了医学知识匮乏、医疗条件较差之外,也与陕西的水旱等自然灾害有关,这正是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
据气象专家研究,自1921年后,陕西进入了一个长达十年的干旱期,1928年春到1929年秋更是出现了长达600天的极端干旱天气,导致了陕西近代史上著名的“民国十八年(1929年)饥馑”。霍乱发生的1932年,西安年降水量少于平均年份一半以上。旱灾,不仅使污染物集聚不散,也使关中百姓吃不饱饭,身体素质下降,抵抗力弱化,这就为霍乱肆虐创造了条件。
为应对这场虎疫,政府又做了些什么呢?当时驻陕的杨虎城将军于7月1日主持召开省政府会,宣布成立临时防治霍乱委员会,聘请杨叔吉、石解人、李润泉等9人为常委;改西安市平民医院为西安临时防疫医院,并在疫情较重的地区成立临时防疫处。
防疫医院成立后,迅速组织了一批防疫医师派往各县,并开办了防疫人员训练班。当时主动报名参加训练的有90多人,最后40人考试合格进入训练班,两周之后训练期满立刻也被派往疫区。
防疫医院还开始着手对军队、政府人员和平民注射霍乱疫苗,印发诸如提醒注意用水、严防苍蝇、禁食生冷、隔离病人等传单,命令各地开展卫生清洁运动。
为了有效切断传染链,政府部门进行了交通管制,将西安与潼关间的长途汽车暂停,虽然暂停得稍晚了些,但也还是有用的。相比之下,陇海铁路局的6条措施则更为有力:一是暂停由河南阌乡开往潼关的列车;二是对列车车辆隔日消毒一次;三是设检验检疫所检查来往旅客;四是严禁商贩售卖一切瓜果冷食;五是设立临时隔离所收容患病的旅客;六是对车上的饮用水消毒。可见无论中外古今,面对传染病,隔离、消毒都是有效的、必须的措施。
在政府的带动下,城市居民的防疫意识有所提升。一些人主动去注射疫苗,各市县纷纷开展撒石灰消毒和大扫除运动。但在农村,像白鹿原上那样的迷信活动依然如火如荼,还有一些村民走上了逃亡之路。
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霍乱,得到了各地的关切。全国红十字总会赈济药苗50包,上海华洋义赈灾总会邮寄万金油3000盒,于右任、谢葆贞(杨虎城夫人)捐献大量疫苗,还有一些人冒着危险奔赴疫区开展防治。
疫情持续了4个月,才渐渐散去。虽然后果惨烈,但却推动了陕西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
疫病过后,杨虎城提议设立陕西防疫处,地址在西安市五岳庙门,设防疫科、制造科、事务室。防疫科主要负责传染病的治疗诊断及预防等,制造科主要生产霍乱菌苗、牛痘疫苗、狂犬疫苗等。防疫处设立当年,即开展了西安市首次大规模霍乱疫苗注射,动员全市公、私立医院和诊所参与,总计注射霍乱疫苗达16万人。这个机构连同其工作,都开了陕西的先河。
防疫处第二年还设立了附属医院,后来虽几经变动却延续至今,成为西安市第八医院,也即陕西省传染病医院。该院如今的院徽上面,依然写着1933的字样。
在防疫处成立一周年时,邵力子先生送来题词:“无恒不可作医,防疫更有甚焉,勿仅谈虎而色变,愿共弭患于未然!利用科学以破迷信,乃知人定可以胜天。”□角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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