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人们用一种雅致的方式生活和管理国家。以刘家洼墓地考古为代表的陕西东府的系列考古，让人们得以了解钱穆大师所描述的“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
铜壶。
棺环。
刘家洼墓地出土的金器。
刘家洼遗址范围示意图。
玉玦。
本报记者 沙莎
这是为逝者准备的礼仪。
鼎，被整齐地排列在逝者的身边。这是最后的晚宴，也是最高的礼仪。在周人眼中这“和五味之宝器”，已然超越了吃的范畴，成为身份的象征。东汉学者何休说：“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
“我们从墓里弄出了七个鼎。”2016年11月，当澄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袁红权从盗掘该县刘家洼墓地的盗墓者口中审出这一信息时，不由心中一惊。这一案情迅速上报到市、省文物主管部门，省文物局指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立即选派专业人员进驻，调查了解情况。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孙周勇对这一情况并不意外，考古勘探的种种线索都指向了该墓是座春秋诸侯墓。
让孙周勇陷入沉思的是，这里埋葬的会是哪个诸侯呢？联系此前在离这里不远的梁带村发现的芮国墓地以及几个重要贵族墓地遗址，这个墓地的主人与其他贵族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在那个被钱穆大师称为“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春秋时代，在陕西的东府，到底是怎样的景象？
1盗墓，盗出神秘诸侯
2016年11月24日晚11时，澄城县公安局王庄派出所的接警电话突然铃声大作。“我是王庄刘家洼村的，俺们村四组沟边有一伙人不知挖什么呢！”“快给警察说，他们好像还放炸药了。”“别是盗墓吧。”电话那头几个农民着急地抢着说话。
接警的民警一听就知道出了大案，“老乡，麻烦你们先盯着点，我们马上就到。”“好的，好的，没问题！”
熟悉地形的民警很快就赶到现场。四组的地在塬上，冬天，没有什么遮挡，远远就能望见山上有人打着手电晃来晃去。民警悄悄逼近这些人。“站住！”空旷田野里的一声大喝，让这些盗墓贼四散逃开，民警上前抓捕，并展开搏斗。这些盗墓者心里清楚，一旦被抓，可能面临最高无期徒刑的判决。他们豁出去了！
两名民警在搏斗中负伤，20多名盗墓者逃跑。民警和闻讯赶来的考古工作者经过初步勘查，发现回填及掩盖盗洞18个，现场有銮铃、玉戈、玛瑙珠、青铜片等遗留物。
更大规模的侦查、追捕随即展开。专案民警辗转山西、北京、陕西西安、榆林等地。12月18日，主犯王某红、杨某威等7名犯罪嫌疑人在西安落网，谢某利在澄城落网。
“青铜礼器60余件，石磬10件，编钟7件，车马器、玉器……”当罪犯把他们盗出的文物一件件缴出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偷走了一个诸侯能够想象的死后最美的世界。
“这应该是一个高等级的贵族墓地。”当时赶到现场的考古专家种建荣，在得到这一初步判断后，心中五味杂陈。可喜的是，如果这里再出现一个诸侯墓，那不仅是陕西考古的一大收获，更重要的是，那个“万邦林立”的春秋，将会真实可感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2谁是“钟鸣鼎食”盛宴的主角？
2017年年初，“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刘家洼考古队”的红旗插到了刘家洼村后的山上。一场以刘家洼诸侯墓地为出发点，研究范围涉及关中东部乃至中原地区的系统田野考古在陕西东部的旷野中展开了。
“礼者，天地秩序也。”
站在刘家洼两个巨大的“中”字形大墓前，古人对秩序的理解以最优雅与神圣的方式呈现了。
这是两个并列的大墓，考古者分别给他们编号为M1与M2。其中M1南北总长64米，墓室口部南北长11米，东西宽10米，南北墓道均宽8米，南墓道为主墓道，长32米。M2与M1相比，南北总长相当，但墓室口面积小，墓道窄。
沿着墓道而下，超过12米深的墓室足以承载3000年的想象。
“可惜这个墓被盗得太厉害了。但也可以充分了解春秋早期诸侯对‘钟鸣鼎食\’的理解。”刘家洼考古队领队种建荣说。
将音乐和饮食联系起来，应该不是中国人的创造。但将音乐、饮食和礼仪联系起来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人们和乐而食，不仅仅是为了悦耳，更是为了悦心。《礼记》“礼节民心，乐和民生”，音乐和饮食被赋予了神圣的意味，这意味上通达于天地，下通达于民心。
人们用一种雅致的方式，管理生活、国家，包括死亡。
在刘家洼的两个大墓中，出土了10个石磬。“奏鼓简简”“嚖嚖管声”“依依磬声”，春秋时代的人们认为只有在这三种声音中才能达到“既和且平”的境界，才能配得上“衍我列祖”的祭祀。刘家洼考古队领队种建荣说：“在三代，设有专门的磬师。只有达到一定等级的贵族才可以用磬。”
大墓中出土的鼎浑厚、精美，有种庄严厚重之感。窃曲纹大簋具盖、鼓腹，双耳下有珥，圈足下承三个兽首状小足，窃曲、兽面等纹饰精美讲究，通高20厘米以上。两件大龙纹壶通高60多厘米，这是陕西春秋时期最大的两件铜壶。“由此可见，这个诸侯财力、审美能力都不一般。”种建荣说。
一场“钟鸣鼎食”的盛宴在这大墓中一开宴就是3000年。问题是，谁是这场盛宴的主角？
3沿着河流寻找“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
他应该是周天子的亲戚。
李零在《我们的中国——两周族姓考》中说，西周列国，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周王赐给内服王臣的采邑和封地，旧称畿内封国；一种是周王封建的诸侯国，其实是周人的军事占领区和武装殖民区；一种是商代留下的古国或周人改姓易封的古国。”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梁云认为：“关中东部属于西周两京之间的王畿之地，不容有失。”
刘家洼墓地总面积约7700平方米，共发现墓葬56座，车马坑2座，马坑1座。所有墓葬皆为南北向墓。墓葬有无腰坑与壁龛等特殊迹象；墓主人仰身直肢，头朝北，普遍使用木质棺椁葬具，无殉人殉牲现象。与以往春秋时期周系墓葬，如侯马上马墓地与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的同类墓葬特征相似。
考古资料证实，姬姓周人带有墓道的大墓皆一致朝南。“根据这个墓葬级别，所处位置，以及墓葬形制、葬俗等综合因素判定，这应该是姬姓周人族群中的一支。”种建荣说。
问题是哪一支呢？
刘家洼大墓现有的考古发现无法给出结论，但是，考古学者们敏锐地把思路投向了与周边已知考古发现的系统性研究中。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天恩说：“关中东部两周考古主要发现有华县东阳、澄城段家河、长安少陵原和韩城梁带村等墓地。其中东阳墓地文化面貌复杂，有周文化、北方和商移民等因素。除此之外均具有较明显的周文化特征。”
在陕西的东府，春秋诸国，以超乎我们现在想象的密度林立着。
种建荣在渭南以及韩城的地图上标注着，他们已经发现和掌握的两周重要遗址8处，规模和等级相当，分布在洛河与黄河相夹区域的不同支流上。
这么多封国，他们是怎么样相处的？
“这些墓葬严格遵循着周礼，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有很强的文化认同感。这种文化上的认同，呈现在他们的相处之中应该是平和雅致的。”种建荣说。
种建荣的看法与日本学者平势隆郎的看法有着某种相似。平势隆郎在他的《从城市国家到中华》一书中认为，周王室的东迁，并没有让周礼衰亡。相反，乱世之中，原来服务于周王室的制铜工匠们流散到各诸侯国，他们在这些国家铸造青铜器，也传播了青铜器的铭文。
我们可以想象，承继了周青铜器与文字的国家，必然会理解并内化附着于这些礼器上的文化。而这种文化足以让他们和平相处。
事实上，史书上也鲜有记载这一地区的战争冲突。
“如果有争端，他们可能会以盟书的方法解决。”刘家洼考古队副队长孙战伟猜测。
盟书确实是周人的一大发明。《周礼》中出现了盟书一词。各个国家对神盟誓，然后就可以兵不血刃地解决争端。“关键是，会盟双方会以最大的真诚遵守盟誓。”孙战伟说。
4亦敌亦友，一对金耳环引发的想象
事实上，刘家洼墓地的主人不仅表现出对周礼的尊崇，也表现出对昔日敌人文化的接受与喜爱。
“墓主人的金耳环让我很感兴趣。这对耳环具有少数民族特征。”在刘家洼墓地，恰逢在此进行考古调查的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先生。
他将目光投注到一对螺旋箍状的耳环上。
周人是因为戎人的不断袭击所以东迁的，那么作为周天子的亲戚怎么把异族的耳环戴在了身上？
西周铜器大克鼎上写有“柔远能迩”。“柔远”就是怀柔远人，“能迩”就是亲善今人。可见周人对遥远的部族是有接纳的意味的。历史上荡社、彭戏氏、冀、杜、郑、小虢等古国应该都是西戎在西北地区建的国家，其中一些应该就在关中东部地区。
李零认为，中国是文明的漩涡。春秋时代，在这一文明的漩涡，周代的贵族们以优雅的姿态，吸收着少数民族的文化，也融合着那里的人。
钱穆大师这样描摹当时的情景：“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2017年11月30日，澄城县良周村考古队驻地挂上了“渭南考古基地”的牌子。这在陕西的考古界应该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说：“如果说宝鸡是文物考古的重镇、青铜器之乡、周秦源脉，咸阳、西安是古城所在，那么，从历史上说，渭南就是以周秦汉唐为核心的中国古代主流文化拓展的东大门，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从核心向东发展的扩散地、放大器。渭南考古基地的建立，说明我们在关中东部的考古已经跨越了一时、一地的考古，而成为系统性的考古。我们将植根渭南，统筹规划渭南的考古工作，以解决目前陕西省区域考古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我们可以想象，那个“雅致的中国”，将在陕西考古人的努力下被越来越清晰地描摹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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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澄城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