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文主义者 作家鲍德温一生都在抵抗偏见、无知和野蛮
不，我没有感觉到死亡已来临。
我感到死亡离开了：
就在此刻，
他举起了他的手。
我似乎感觉我比曾经
更加理解了他。
那些武器逼迫过我，
一片刻，
并且，当我们再相遇时，
在我们之间
将会发肇神秘的知识。
——詹姆斯·鲍德温《阿门》
写这首诗的詹姆斯·鲍德温只在少年时代短暂地加入过教会，此后他就成了无宗教信仰的人，但美国的伊斯兰教在黑人解放运动中和黑人牵扯过多，而且《圣经》叙述屏蔽和压抑了黑人，因此，鲍德温以“阿门”为题，暗含了对黑人传统的追溯和纠正。
和多数现代作家一样，鲍德温的身份拥有很多边缘属性，黑人、同性恋者、艺术浪子，离散人士。他15岁和画家博福德·德莱尼达成了忘年交。1966年，画家将《黄圈，红圈和黑圈》题献给了鲍德温。晚年移居在法国普罗旺斯地区，他结识了很多爵士乐歌手，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相谈甚欢。尤瑟纳尔翻译了鲍德温那部并不成功的戏剧《阿门角》，这部剧讲述的是宗教偏执的女主人在一系列家庭变故中突然幡然醒悟，“爱上帝就是爱所有他的孩子——所有，每一个！——与他们享受痛苦，与他们体验快乐，并且从不计算代价！”
《黄圈，红圈和黑圈》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鲍德温一生都在抵抗偏见、无知和野蛮，他像热带雨林一样生机勃勃。纪录片《我不是黑鬼》在结尾处收录了鲍德温的访谈，在这次访谈中，鲍德温坦诚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活着要求他成为乐观主义者，他希望美国人民可以丢开他们的面具，白人要认识到黑人的真实意味。和同时代人及前辈马丁·路德·金相比，鲍德温的演讲在声音呈现和情绪表达方面显得温和，但在叙述上更具有宣战意味，他常常直言美国的丑恶，美国梦必将破产，在即将实现它时人们已经抛弃了它。
《下一次将是烈火》收录了鲍德温的两则书信，虽是书信，但基本保留了演讲的叙述方式。他将辉煌的罗马辩论术和布道书传统带到了当下。鲍德温的文字在召唤、在论证、在战斗。在他的理解中，美国不再是深不可测的黑暗，而是它眼前活生生的对手，一个虚弱的有弱点的人，他希望面前的这个对手从他的邪恶的道路上撤回来，从他的野蛮生活中退场，他希望与这个对手握手言和。“我想，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既期待又害怕它的到来，因为这种转变尽管包含解放的希望，同时也在呼唤一种剧变的必要性。为了面对过去那些被征服者的尚未被发掘、一直在沉睡的力量，为了作为一个人、一种流动的道德实体存续下去，美国，还有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会被迫重新检视他们自己，摆脱那些被奉上神坛的事物，抛弃几乎所有他们长期用来为自己的生活、痛苦和罪行辩护的前提。”
不无矛盾的是，黑人也是被这个国家塑造成了“他者”“弱者”“奴隶”，黑人被抛掷在时空中的边缘位置，剥夺了栖身之所、宗教和身份，黑人被迫蜗居在一片不合法的无法证明资深的飞地上。这几乎呼应了《圣经》书写黑人的传统。大洪水之后，诺亚与三子以彩虹定约，二子含（Ham）及其后代——古实、埃及、弗、迦南——定于在非洲和亚非交界地带。从此，含在《圣经》中就成了一个异名者和无名者。鲍德温个人历史也有一个与此相关的插曲，他在继父打耳光的那一瞬间发现自己不曾忘却内心的仇恨、恐惧和杀戮心，于是离家，实现他的弑父之为。他的继父是浸礼会巡回传教士，在家庭里是一个暴徒，在鲍德温十九岁那一年继父逝世。在回应巴黎评论的采访中，鲍德温直言继父的死亡给他的生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他结束了三年牧师生涯，从此与文学不再分离。
《下一次将是烈火》
鲍德温混乱狂暴的家庭历史直接汇入了他的作品之中，《乔万尼的房间》的嘈杂的性生活，《假如比尔街能说话》的微妙的爱情伦理，《向苍天呼吁》的昂贵的宗教心迹。在青年时代，鲍德温愤怒于美国的种族境况，只身出走巴黎异乡，艰苦求生十余年。在巴黎，他与定居巴黎的理查德·赖特的友谊宣告破产，在整个创作生涯中，他为赖特的名著《土生子》写了两本札记。在巴黎，他写评论，间或完成了他的两部书，《向苍天呼吁》和《乔万尼的房间》，这也是他生涯中最成功的两部。战后的巴黎，共产主义和存在主义是文化界的主流，鲍德温也耳濡目染了这种思潮，并把存在主义化入他的小说创作之中，以令他的现实主义表露出多元的面目。
纪录片《我不是你的黑鬼》截屏
在《零：文学与艺术评论》（Zero: A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Art）创刊号上，鲍德温发表了《每个人的抗争小说》（Everybody's Protest Novel），批评《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部极其糟糕的作品，斯托夫人只匆匆描写了几个黑人角色，在这部小说中，黑人和他们所反抗的白人都服膺于同一套社会标准，同一种信仰，他们都被同一种现实所书写和决定。在《十字架之下》他写道“白人掌握着权力，也就意味着他们高黑人一等，然后这个世界会以无数种方式让这种差别被知悉、被感觉、被恐惧。”他还委婉批评了赖特，称他的人物所做的抗辩恨意浓浓，其反抗全然为他的恨和恐惧所支配。
《十字架之下》写于民权运动期间，鲍德温亲历了马尔科姆·X、马丁·路德·金的暴力或非暴力的运动，是两者的合作伙伴。在影像资料中，他是一个很好的宣讲者和对谈人，善于戳破一切虚伪的面具，偶尔也会展路机锋。苏珊·桑塔格将其与乔治·奥威尔等量齐观，两者都是将艺术家的功用和公民的良知结合起来的大丈夫气的作品。
回到美国之后，他成了风云人物，但文学作品的反响却寥寥，尤其是他的戏剧作品遭受了严重的滑铁卢。像晚年的赖特一样，他也开始写诗。并且，他更加依赖 Jazz 和 Blue，从中吸收了大量的营养。他重新意识到莎士比亚的粗俗的美妙之处，粗俗揭示出了身体现实的、挚情的、澎湃的一面，以及身体所蕴含的难以言喻的力量。美国白人所缺失的，鲍德温重新学到，并表达了出来。
在漫长的劬劳中
我们的祖先把语言交给我们，我们听着，
并且我们努力让你从这歌声中听到我们的生活
但现在这一切对我不再重要
不管你懂得我如此说的意图，还是不懂得：
我知道为什么我们不会被你的光芒
所迷惑，为什么我们能见到你
而你看不到我们，我知道
为什么我们仍在此安守。
祝你好运。
黑人们在暗许，
日继一日，生活永续，
祝你安遂：
但请你停止效仿黎明之子，
在地狱里称王。
这段截取自《吉米的布鲁斯》的片段，一眼看去是对黑人的诅咒，对民主的颠覆。但考虑到黑人乃是受压迫的“种族”，这个片段乃是对黑人的祝福和祈祷黑人的新生。鲍德温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反讽，而是借用非洲神话的叙述方式，召唤黑人的新的命运。他也并未将矛头对准施加不公的美国白人群体，而是唤醒黑人内在的生命。正如他在《十字架之后》所说的那样，“我并不是想把苦难悲情化——这方面适可而止即可，但不经历磨难的人永远不会成长，不会发现真正的自我。那些每天被迫从残暴的人性之恶中拯救它所试图摧毁的男子气概和身份的人，他们知道不管自己成功与否，都会获得世上任何学校、教会都无法教给他的人生要义。他获得了自我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是不可动摇的。因为为了让自己活下去，他必须看透表象，不把任何东西视作理所当然，能听到词语的言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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