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彭斯的玫瑰到爱丁堡的街灯 万物有灵且美 ———苏格兰文学初品鉴
好似不知道什么地方的蝴蝶轻轻扇了一扇翅膀，一夜之间，世界对苏格兰的关注不再止步于威士忌、风笛和男人们的裙子下到底穿没穿底裤。
虽然独立未成，但苏格兰这回可是扎扎实实赚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关注度。苏格兰人的创造发明及其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贡献等等，都被一一翻出重温。
从罗伯特·彭斯那轻轻吟唱的“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红红的玫瑰”到兽医作家吉米·哈利的《万物有灵且美》；从沃尔特·司各特笔下的北方荒岛，到罗伯特·斯蒂文森笔下的“金银岛”，在这片生长着蓟花的寒冷高地上，那股浪漫而热烈的风，从未停止过向着世界的吹拂。 文/侯雯雯
文学的疆域里
“刻奇”本身即意义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个人电脑还不像今天这么普及，而网吧常常鱼龙混杂、乌烟瘴气，所以我最喜欢的娱乐活动便是看校园电影。说是电影，现在想来其实不过是投影仪加DVD，一般由学生社团牵头，寻一礼堂或者大教室，牵起幕布就开放。优点在于票价低廉，从搞笑港片、好莱坞大片到影史经典都有可能看到。
《勇敢的心》就是我在这种情形下看的，对，就是梅尔·吉布森和苏菲·玛索合作的那部经典好莱坞大片，讲13世纪的苏格兰民族英雄带领民众反抗英格兰统治的故事，得了好几项奥斯卡金像奖。
我清楚地记得：当片子里身着格子裙的梅尔·吉布森高喊：“他们或许可以夺走我们的生命，却无法剥夺我们的自由”时，礼堂里站起坐下拖拉椅子的声音都奇迹般暂停，而当他最后那声“Freedom！”响彻天地喊出来时，连我身边一直窃窃私语的情侣都安分了———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到“自由”这个词的魔力，隔着漫长的历史和粗劣的屏幕喊出来，居然也如此富有震慑力。
在世俗生活中被文学和影视作品里诸如自由、牺牲、独立、革命等崇高情感所感染，这就是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所谓的“刻奇”了。
刻奇，音译于Kitsch。抛开学者们的解读，用最通俗的话来解读就是：虽然我们仅仅只是穷学生、小白领或者打工狗，热爱吃喝玩乐，人生计划不过是十一黄金周去哪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下班之后开车寻觅好吃的、没事去电影院看看什么片子正在热映等等，但在内心深处，我们依然向往生活中那超乎于吃喝拉撒的形而上一面，我们需要被崇高的情愫和意义所感动。
千万不要小看“刻奇”，更不要认为它仅仅是文艺青年的矫情，上世纪60年代，对于刻奇的心理需求，可是直接导致了席卷巴黎的五月风暴。
多年以前生活在布拉格的米兰·昆德拉常常警告大家：警惕刻奇啊，警惕刻奇啊。他反对民众被追求崇高、革命的情绪所裹挟，从而丧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因而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对价值和意义进行解构。
在昆德拉身处极权主义体制下的那个时代，可以将这份忧虑理解为知识分子的高瞻远瞩，但刚刚85岁高龄的他老人家又出新书《庆祝无意义》，一边享受着巴黎声色犬马的安适，一边还是在一以贯之地歌颂无意义。坚持无意义是生存的本质，实在让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不合时宜。
生活的挣扎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大同小异。其实，生活在商品极大丰盛、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我们尤其明白生活的无意义，更明白用荒诞来消解荒诞的办法，最终并不能让人好过一点点。
在为《西西弗斯神话》英译本写的序言中，加缪也承认自己已放弃该书的一些观点，因为彻底的虚无主义使得这位存在主义哲学家于心不安。他说：“即便生活在虚无主义的范畴内，仍然需要而且能够超越它。”
从“恶劣环境下的丑行”
到“万物有灵且美”
看过《勇敢之心》之后，我曾有意识地了解过一些关于苏格兰的历史，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接触苏格兰作家的作品。
最能体现出传统苏格兰风貌的作家，可追溯到18世纪的罗伯特·彭斯和沃尔特·司各特。前者是浪漫主义诗人，一生致力于搜集、整理苏格兰民歌，他最为人广为传播那两首诗想必你也曾耳闻：《往昔好时光》（对的，就是影片《魂断蓝桥》里《友谊地久天长》那首歌的原版歌词。）以及《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
而司各特长于历史小说和传奇故事，被誉为苏格兰最“引以为豪的儿子”，他最为著名的那本《艾凡赫》早在清朝末年就已经被我国翻译家林纾译成了文言文，译本标题叫《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我所读过对于司各特最中肯的评价出自同为苏格兰作家的罗伯特·斯蒂文森之手，这位写出《金银岛》《化身博士》《绑架》的惊险小说大家，在广受赞誉的惊险小说之余，居然还创作了很多游记和随笔见诸于世，比如《爱丁堡笔记》———“对于像司各特这样的人来说，缤纷大自然的每一副面孔似乎都蕴藏着现成的传奇故事，而去唤醒这些故事则成就了他自己的传奇：这样或那样的事应该发生在这样或那样的地方才算恰如其分。”斯蒂文森写道。
本着这样的精神，司各特为委努峰创作了《湖上夫人》，为爱丁堡创作了《中洛锡安之心》，而挥洒自如、天马行空的《海盗》，则是为北方荒岛和咆哮的潮涌所作。
司各特是如此热衷于描述早年苏格兰“恶劣环境下的丑行”，赋予它们真正的传奇色彩，因此，人们可以在爱丁堡低矮的蜗居和高耸的尖塔中，去回顾那些在这座城市昏暗的巷道间发生的惊险奇遇。然后由衷同意斯蒂文森的睿智总结：一个地方所唤起的想象往往最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其个性。
罗伯特·斯蒂文森自己想必也深受老前辈司各特的影响，他出生于爱丁堡，并在此求学、生活。他本人之于爱丁堡，如同乔伊斯之于都柏林，时刻牵挂，又在有生之年始终游离。他曾经说：“没有一颗星有如爱丁堡的街灯那样可爱动人。我若忘了你呀，爱丁堡，那就请让我这只写作的右手也不再灵活吧！”
苏格兰乡间风物小说的传统既源远流长，亦从未断档，直至本世纪知名的“兽医作家”吉米·哈利。这位作家一直在苏格兰乡间从事兽医工作，长达五十多年，最终于1995年因癌症去世。他的“万物”系列和“大地”系列（包括《万物有灵且美》、《万物既伟大又渺小》《万物刹那又永恒》等等），以其平实而不失风趣的文风和朴素的博爱主义打动读者，多次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还被BBC拍成电影和系列热门电视剧。他也因此在1979年获颁大英帝国勋章并谒见女王。
世界的中心不断转移
换种方式思考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越是民族的，越有国际性”这句话在文学的疆域内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有保持民族性，从民族差异和地域差异中汲取养分，赋予自己的创作以鲜明的个性，才更能够从英语文学中脱颖而出。
V.S.奈保尔在《看，这个世界》一书中讲述自己作为写作者的成长史时曾表示：“在当今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上，一切都比以前运转得更快，这个世界已经动摇，世界中心转移了。以前处于外围的地方———拉丁美洲和印度———一度太远太不重要，现在却变得有名了。这些地方的素材因其新颖性，确保会受到欢迎，那里也被视为一种活力的根源，英国的写作已经失去了这种活力。”
这一点，无论是对印度裔英籍作家（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V.S.奈保尔）、日本裔英籍作家（如布克奖获得者石黑一雄），还是对苏格兰作家、爱尔兰作家来说，都是一样的。跟苏格兰是不是一个政治实体或者国家毫无关系。对于苏格兰作家来说，比起排排站队贴上国籍标签，更重要的是像V.S.奈保尔一样思考，如何将自己的民族性化为一己之长，重振彭斯、司各特到斯蒂文森以后，苏格兰文学的大旗。
今年4月份，译林出版社刚刚出了一本剑走偏锋的短篇小说集《十个离奇而真实的故事》，说起来，作者阿拉斯代尔·格雷可是当今苏格兰国宝级作家,被《发条橙》的作者安东尼·伯吉斯誉为“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之后最伟大的苏格兰小说家”。
格雷最著名的作品是一部写了三十年的长篇小说《拉纳克》(Lanark，1981)，此书已成为一本后现代经典著作，英国《卫报》称之为“二十世纪文学中程碑式的作品”。（可惜《拉纳克》还没有中译本，国内读者暂时无缘得见。）
上个月我在FT中文网上看到一篇评论文章《苏格兰该独立吗？》，方才知道阿拉斯代尔·格雷还有一本书叫《苏格兰独立：地方自治之辩》。他在书里开宗明义地宣称：自己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探讨苏格兰人的民族身份上，因为民族身份犹如幽灵一般，与其他任何几百万民族者的身份一样说不清、道不明。”
个人认为这句话极其具有大家风度，跟他笔下的一个人物的独白如出一辙———《十个离奇而真实的故事》里，其中有一篇写一个苏格兰牙医在做手术时对着病人自言自语：
“我并不拥护苏格兰或者爱尔兰———南北爱都不拥护———或者英格兰、阿根廷、巴基斯坦、波斯尼亚什么的。在我看来，国家就跟宗教和政治机构一样，在现代科技的背景下，已经变得陈旧过时了。”
“上星期有人跟我说：‘如果你不愿以苏格兰人———或者英国人———或者保守党成员———或者社会党成员———或者基督徒自居，那你以何自居？你信仰什么？\’”
“‘我是帕尔蒂克的支持者，\’我告诉他，‘我信仰虚拟现实。\’您知道帕尔蒂克吗？它是一家不属于任何派系的格拉斯哥足球俱乐部。”
如果人人都如阿拉斯代尔·格雷笔下的这个牙医一般思考问题，而不是非此即彼地表态或站队，想必世界会有趣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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