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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梦者”于正 一个“小跑棚”的悲喜人生

南宁晚报 2014-04-22 21:45 大字

1978年出生的于正,双鱼座,生于浙江海宁——曾诞生过徐志摩、金庸的地方。在妈妈马金萍的眼里,于正从小爱跑书店,买的小说书书柜里盛不下了,足足装了半屋子。刚念初中,于正迷上了金庸的小说,跟同学“吹牛”:“有一天我要做金庸的学生。”高中时期的班主任戴海威认为他可能考不上好大学,但是“当作家毫不意外”。

于正成名后,有旧时同学匿名在论坛上曝料,称其在学生时代常叫同级学生“看不起”,他们甚至认为他是“偏执狂”。19岁,于正高中毕业,远远地离开了海宁。之后的故事完全可以拍一部电视剧。

终其一生,于正也不见得能获得编剧业界的认可,但他或许并不在乎,他早已是名副其实的“收视王”。确实有太多的人不喜欢他,口无遮拦放狂言的态度、讲不清道不明的原创克隆,一次一次被放大到台面上,甚至难免粘上了人身攻击的色彩。他妈妈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也战战兢兢,欲说还休:“他们都这么说你,你是这样的吗?”

他是深谙观众心理的电视专家

于正想做明星,考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文化课满分,专业课不及格,老师给了他旁听生的身份。第二年终于专业课也及格了,转正前夕学校浇了盆冷水:“你胖了。”他想,胖了也能演戏,于是去摄制组“跑棚”,100元/天达到了群众演员的小康水准,可是,一次大冬天里他发着哮喘演完戏后被呵斥:“你演得好烂!”于正自此转行编剧。

2000年7月,于正加入香港著名导演李惠民的创作班子,和许多刚入行的小朋友一样,几乎没有报酬,更无从谈起署名权。后来于正自己形容:“好不容易有个剧本写了,永远没有工资的,到了圣诞节的时候说给你一个红包,好兴奋地打开,哇,只有500块。爸爸妈妈跟你说不要再写了,家里有钱OK的,你顶着这种压力,搬到一个很小的房子里,二楼下水道堵得屋里全是黑泥,你自己慢慢收拾干净后,一只老鼠从你耳朵边爬过……”

这期间最重要的作品应数《荆轲传奇》,两年后这部剧顺利播出,编剧一栏里没有于正的名字,在一场“口水仗”后,李惠民补上了“于正”二字。

离开李惠民,于正北上北京发展:“接剧本写到一半公司倒闭了,一分钱没有拿到。《烟花三月》老板陷入苦恋中,跟你谈了一年的心事,剧本一直被否定,烂啦烂啦,听到你都觉得自己不会写剧本。”最具苦情色彩的故事还在之后:“父亲病危,我要奔丧,老板不让走,我爬水管溜出去回家,但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我当时就崩溃了。然后生着病赶回北京,人家说不用你写了,已经找人写完了。”

直到《大清后宫》,于正开始顺风顺水,找他合作和骂他的人都渐渐多了起来。他开始拿着一流编剧的钱,筹谋着做一流制片人的事。这些年的经历让他清晰地知道,收视率是他最大的筹码,是以那些指着他鼻子威胁说要把他“拉去窑洞里烧了”的投资方,才会顶着相互极度的厌恶感一次次地又重拾旧好。当他打算不跟谁合作的时候,总会收到“你等着看吧,弄死你”之类的威胁信息。

湖南卫视副总编辑李浩曾经评价于正,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是一位深谙观众心理的电视专家。”背后的数字是,《宫》首播收视破3%,网络点击破亿;《美人心计》连续十多天蝉联卫视黄金档收视冠军,安徽卫视平均收视过1.1%。

他从不拒绝接听媒体的电话

于正的剧,总是能在三集内渲染出强烈的矛盾冲突来,各种纠结和悬疑随之铺线,而有研究表明,电视观众的忍耐限度正是前三集——看下去了接着看,没看下去的再也不看。快节奏的时代造就了高压人群,没有人愿意回家后还动脑子研究电视剧,于正很清楚这一点,并且将其放大化,比起智商或者技巧,他更强调情感的宣泄,甚至毫不掩饰地表示很多剧都是“自娱”,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他其实比观众还了解观众。所以你能看到华丽的置景,美轮美奂的化妆造型,个个年轻漂亮的男女主演,还有常识性的错误、近乎琼瑶的浅显对白。

如果说,作为编剧,于正身上有什么确实值得同行学习的,那便是对市场的敬畏与热爱。他可能要比任何一个编剧都明白,观众想看什么,喜欢看什么,哪怕你指着他鼻子说毫无情怀,毫无品质。问题是,就如于正反问的那样,通过一部电视剧就将中国针灸打上韩国烙印的《大长今》,认真算起来又有几分情怀几分史实?而那些动辄以情怀自居的编剧,何尝又不是在“自娱”?

“电视专家”另一层的含义,是指于正对传播受众心理的把握。他从来不拒绝接听任何媒体的电话,几乎24小时全天候都可以接受采访。有记者曾经笑言,他比媒体更懂得新闻点在哪里,譬如在《宫》播毕前夕巧妙地暗示出“《宫2》可能不和湖南台合作”,于收官前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同时为续作预热。

“难得的小才子”,是徐克褒奖于正的话。但更多的业内人士认为,于正的才华可能更突显在商业方面。从他开始自己做戏开始,还没有一部赔钱的记录,最少的盈利率是40%,平均盈利率在100%~200%。

2008年,TVB的戏骨刘松仁曾经问于正,为什么内地的电视剧不能走出去?于正当时无言可对,随后写了一篇名为《给中国电视剧找条出路》的博文,里面谈到:“故事差,制作烂,发行渠道不好,可是有谁在制作之前就想到这些问题呢?没有,从来没有,所有人都只想快点开机,快点挣钱,可是钱哪有那么好挣的?”从于正自己做剧开始,精准定位的故事和市场,都是摆在同一位置的,赚钱恰恰不是目的,而是必须有的结果。

他从不在乎别人的闲言闲语

之所以做制片人,于正自己描述为:“某一部戏,我自己认为自己写得很好,拍出来收视率也很好,但是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好惭愧。拍成这样收视还很好,不知道是不是见鬼了。我两集的量被他拍成五六集,我一个28集的剧本怎么会出30多集,很水。我不想再做了,我要自己掌控。”他自己做后拿投资人的钱,但不肯用投资人的女儿和情人,因此常常被指着鼻子骂“拖去窑洞烧了”。

《大长今》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大长今》你说有多少原创性,就是因为漂亮,服饰好,你没见过那么唯美的东西,很精致,一下子就把中国的很多传统文化就变成他的了,这叫文化侵略。为什么中国人强调大题材,制作出来会不好看,人家不买?OK,那你就做出一个亮丽的,青春的,全球都爱看的。”他底下有一套成熟的制作班底,数百人长期驻扎在横店,光是这几年积攒下来的金银首饰就能装满半房间。于正自己编剧省去了剧本的费用,演员以二线混搭三线为主,绝大多数打包价不超过百万。这也与他熟悉观众心理有关,观众要看的是唯美场面和纠结故事,在后者省钱的情况下,于正特别舍得在唯美上砸钱:“你试过每部戏都自己贴钱吗?前面很多部我都是,我只要精美,不管是首饰还是衣服景别。”

跟他合作过的人也经常反口咬他,动辄上纲上线人身批斗,等到需要赚钱需要角色上位的时候,又摆出一副冰释前嫌的笑颜姿态来。他曾经拿阮玲玉自况然后询问:“当你的谎言被揭穿之后,你立刻变了副嘴脸,利用舆论导向,利用影迷,将一盆盆的脏水泼向那个无辜的人,我承认,她非完人,她有错,可是——她罪不至死。”

他有时候也问自己是不是哪里有问题:“一个个老板跟你横,每天惶惶不可终日。还要遭受污蔑,不给钱,连续五部戏都不给钱。如果你给他做亏了钱,合不来没关系,但问题是他骂你恨你的同时,还是得拉着你再做。”

多数时候,于正是非常可以亲近的一个人,不善于摆架子,但是倔起来的时候会让很多人头疼,譬如戏已经开拍了临时要求换地毯,因为“不换太丑我睡不着觉”。投资人觉得我掏钱了,就该让我女儿或者谁谁谁演,于正就会顶回去“就是不行,我想的是谁就是谁演”。双鱼座的不安全感在他身上也很明显,他学会了剧组所有工种的工作,因为“谁走了我都可以自己顶上,我们谁都可以复制,只有我的剧本不能复制”。

不管剧集的风评如何,于正提供了商业、收视与电视剧本身对接的有效范本,至少在内地,除了“海岩剧”,能以编剧命名的系列剧也唯有于正了。(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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