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窑匠

西安日报 2018-12-15 00:00 大字

○王晓博

爷爷主持分家时,给父亲了五个瓮、两个瓦盆。瓮和房上的瓦一样穿着青灰色外衣,底小肚大,张着朝天嘴,用来装粮食既防霉变也防老鼠。每个瓮都配有一个草帽样的圆形盖子,个大如筛子,上下相扣,严丝合缝。因为瓮的体积大,壁薄如纸极易碎,使用起来需十分小心。每次倒、舀粮食,父母都是轻拿轻放,似乎怕惊吓着它们。陶黑油亮的两个瓦盆,一个是面盆,一个做脸盆。和面、洗脸,让两个瓦盆经常叮当地碰撞。虽然它们相对瓦瓮要厚实些,但使用频率的增大,让两个瓦盆在分家一年多后就碎了。家里没钱买,和村里许多人一样,母亲就去厚娃爷那赊账,先拿回两个瓦盆用着。

厚娃爷是村里的窑匠,小时候,我曾多次跑到村里的瓦窑,去看厚娃爷制作瓦盆的情景。那些从南桥渠里挖回来的黄胶泥,性黏杂质少,是制盆的上等材料。拉回来的黄胶泥,晒干后用筛子像筛面一样慢慢筛。筛出的土块又被碌碡碾碎,并挑拣出里边的沙粒、杂质。剩下的细土和成泥,用脚反复踩踏,直到整个泥团如面团般柔韧有力、光滑洁净。然后根据用料需求,用弓箭样的弓弦切割成大小不一的泥剂子备用。

踩泥的人经常有好几个,但是到最后“掌桌”的却只有厚娃爷。所谓“掌桌”,就是在轮盘上把泥坯“撸出”盆瓮的形状。小圆桌似的轮盘在电带动下飞速旋转,厚娃爷不慌不忙地抓起一块泥剂子,摔在轮盘中央。轮子飞转,原本贴在盘上的泥剂子在厚娃爷的手下如长了翅膀似的,飞速成长。那飞快的动作看得我眼花缭乱,以至于当时的我,一直认为厚娃爷会变魔术。有了形之后,就进行“贴桌”,割去多余的泥,修边、打磨,然后拿出去晾晒。因为瓦盆的需求量大,所以厚娃爷做的瓦盆也较多。干净的场院里,大大小小的盆子按着次序排了一溜又一溜,直到晒干,再搬到窑里去烧制。烧制瓦盆受天气影响较大,太阳太烈了不行,雨天也无法干,是个极累人的技艺,所以厚娃爷一年烧制的瓦盆,勉强和村里家家户户损毁的瓮盆数相当。

分田到户以后,粮食增多,瓮里放不下的粮食只能堆在墙角、吊在空中。老鼠咬破口袋,连吃带拿,给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看着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被老鼠如此祸害,母亲不停地叹气说,赶紧添置些瓦瓮,可厚娃爷烧制的瓦瓮远远不够用。不久村里来了卖瓮的。拖拉机上放着大大小小的半人高瓮,粗的如锅大,细的如人腰,均是陶瓷的,质地厚实。虽然有些笨重,但比厚娃爷烧的瓦瓮结实,且装的粮食多。这些瓮既卖也可以用粮食换,家家户户争相换。母亲一下子给我家换了大小十个瓮,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耀州瓷。陶瓮、搪瓷盆的出现,让厚娃爷制盆烧窑的生意一落千丈。1983年,快五十岁的厚娃爷改行做了泥瓦匠。没几年,陶瓮也没需求了,人们装粮食全部用水泥柜。

2010年回村,母亲给我说,厚娃爷去世了。看着家里有豁口的唯一瓦盆被母亲改做成鸡窝,我心里空落落的。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窑匠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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