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陈忠实先生 宋兴矿
今年4月29日，是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先生逝世四周年。
我与先生的相识、相知是基于一次偶然的例行公事采访活动。
时间犹如白驹过隙，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但每每想到先生，那次会晤时的情景便立刻浮现在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在铜川市耀县报社做记者。一天，领导告诉我，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住在耀县花园饭店，指派我去采访。
依稀记得采访陈忠实先生时，我开门见山就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是与作家柳青先生的《创业史》相比，您的小说《白鹿原》在中国文坛上占有什么地位？二是您以后还会创作出比《白鹿原》更好的作品吗？三是您在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先生抽着烟，坐直了身子，朝我微微点点头，那双如鹰般犀利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略加思索后，他把烟灰弹在烟缸里，便以一种平和的口气、嘶哑的嗓音对我侃侃而谈。
“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他顿了一下，接着说。
“柳青是我的老师，我创作的《白鹿原》从他的《创业史》中汲取了不少有用的东西。我的作品怎能与老师的作品相提并论呢？《创业史》是什么？是中国十七年文学中农村题材的杰出代表作，被誉为中国文坛‘经典性的史诗之作’，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和矛盾冲突的‘尖锐性’。”
“再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白鹿原》之后，我有可能再创作出超过它的作品，也有可能创作出不如它的作品。”
“最后回答你提问的第三个问题。”
“在创作《白鹿原》时，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是自己很难从小说塑造出的故事意境中拔出来。”“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对我来讲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呀！现实中也确实用了一些宣泄情感的极端方法。”
他突然打住了话，眼睛审视着我，脸上的神情显得异常严肃和庄重。
“我答应您，下面这个例子不在采访报道中出现。”我郑重其事地向他承诺。
随后，他又恢复了平静，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聊。也许是接下来的例子“太敏感，不准登报”有约定，从而使彼此双方心里上都如释重负，交谈的气氛顿时显得既友好又温馨。不知不觉，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也到该离开的时间。
“你的采访结束了，还有什么要求？”先生一改采访时严肃的面孔，爽快地笑了笑，问道。并习惯性地用右手往后拢了拢散乱的头发，露出了满口被烟渍熏黄的牙齿。
“能不能给我们全县的文学爱好者写几句激励的话？”我趁机把翻到空白页的采访本和一支钢笔递过去。
先生接过本子和笔，不假思索欣然写到“自立、自强、自信、自爱”八个字。
以后工作的原因，我从小县城来到了省会城市西安。当时的单位就在建国六巷，和陕西省作协是一条街，相距不过百十米远。由于没有事先预约，自己单独去了省作协几次都没有与先生谋面。省作协办公室负责人告诉我，陈忠实先生下去到基层体验生活去了。连我本人也没有料想到，十多年前的那次采访相见后竟成了永别。尤其是1997年《白鹿原》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就再未采访到陈忠实先生。这也成了自己20年职业新闻记者生涯中的一大憾事。
先生人品如书品，平淡中追求着人世间的真善美。他笔下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在当时社会大背景下演绎着人生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小说《白鹿原》是他文学道路上的巅峰之作，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书中他笔下的白家和鹿家，就是在共产党与国民党激战中上演的一场情仇大戏。可以说，先生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喜爱的文学事业。数十年来，他逃离人人羡慕的车水马龙般繁华喧嚣的都市生活，甘愿躲在西安郊外农村自家老屋里殚心竭虑，废寝忘食，笔耕不辍。他早期创作的文学作品《蓝袍先生》《儿时的原》等，至今读起来，仍然让人回味无穷，浮想联翩，受益匪浅。
小说《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多年来相继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电视剧、话剧、舞剧、秦腔等多种艺术形式，收获了大量忠实读者。在2018年6月15日落幕的第2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晚会上，众望所归，电视剧《白鹿原》一举斩获了“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最佳导演奖（刘进）”“最佳摄影奖（黄伟）”三项大奖。2019年4月19日晚，在陕西大剧院举行了“纪念陈忠实先生逝世3周年”话剧《白鹿原》演出活动。官方公布的数字，截至当日，该话剧经过了38个城市、43座剧场、行程距离约80000公里，已经完成演出217场，受众达275512人次，相关网络搜索量达176000次。
我个人以为，这是社会各界、党和政府以及普通百姓对《白鹿原》作为经典文学作品的最大肯定，也是对作家陈忠实先生逝世后最大的祭奠和缅怀。这掌声和赞叹，这不舍和喜爱，就是对先生文学艺术成就的最高奖赏和最风光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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