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得枯荷听雨声
铜川作家李陕西最近推出了两本书，一本是《一个老三届的“文革”日记》，一本是《一个老三届的插队日记》。这两本书均系李陕西当年原汁原味的生活、工作、学习记录，从文本的意义上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回忆往事是人类固有的特点，但随着岁月风雨的冲刷洗涤，许多回忆往往模糊不清，甚至同一事件诸多当事者不仅叙述不统一，大相径庭也是常有的事。
所以，复原历史，研究者往往从第一手资料入手，日记即是最直接最具活性的资料之一。
李陕西小学起就开始记日记，如果说早期还有“写”与“作”动机的话，进入中学，他的日记开始转向生活的真实，记身边真实的事情，记自己对事、对人真实的看法。尽管这些真实不一定正确，尽管它们有深深的时代印痕，但它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们窥视到了逝去岁月曾经的微风淡云。
李陕西是原铜川李家塔煤矿中学的学生，李家塔煤矿“文革”时曾更名东风煤矿，是铜川矿务局重要的生产煤矿之一，也是铜川“文革”中最激进的单位之一。作为一个曾经的“红卫兵”和“文革”参与者，李陕西的日记中记述了铜川“文革”的始末，从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开始，到大字报、抄家、串联、成立群众组织，包括铜川学生静坐衍发的著名的“八二零”开枪事件。1967年至1968年，中共中央对铜川武斗问题下发过三个文件，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和交通的“289”特急电报以及337号文件《关于解决铜川问题的指示》和338号文件《中央批转铜川两派<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李陕西日记详述了它们的背景以及事态的演绎状况。“老三届”上山下乡正值“文革”时期，李陕西的日记也记述了他们下乡后参与农村的“斗批改”以及搞大会战、修水库等情况，当然，也包括他们这一批人骨肉历练精神蜕变的过程。
我和李陕西是四十多年的朋友，当初他在铜川钢铁厂工作，我在铜川电瓷厂工作，两单位相距仅数百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共同写过剧本，写过诗。他的日记我主持《铜川文艺》时，曾看过，也委托他人以访谈的形式阐述过它的价值意义。这次两本书出版，温故知新，我又细细看了，心灵上受到的撼动仍如其初。
“文革”中我是小学生，小孩爱热闹，铜川市一中学生在市委门口静坐我跑去看过。李陕西日记中“820”开枪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当时被人称为所谓的“全国镇压学生运动第一枪”；武斗我也经历过，李陕西日记中记载不少。我们家当时住铁路家属院，距离不到300米的五一饭店是一派的武斗据点，大喇叭的喧嚣天天在院子的上空飘浮，子弹曾多次落到院子里，弄得家家紧闭门户。前不久铜川搞建市六十周年纪念，评选出100名有突出贡献人物，其中13次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全国劳动模范张金聚和烈火中抢救国家财产的女英雄冯玉萍赫然在列。但“文革”中他们在劫难逃，被打成“黑劳模”，游街示众时，当我看到冯玉萍烧残的双手托举着挂在胸前的牌子时，年少的心中不由地一凛。李陕西的日记中记载了不少文革中批判人游街的场景。
对于李陕西日记中叙述的往事，《铜川市志》多有记载，譬如“820”事件，《铜川市志》这样说：“1966年8月16日，铜川市一中学生到市委、市政府贴大字报，受到阻拦后在机关大门口静坐示威。20日，一些学生和群众冲进市委机关，一解除劳动教养分子趁机抢夺值班民警枪支，民警被迫对空鸣枪，即为震惊全国的所谓镇压学生运动第一枪。省委工作组查处此事，撤销了市委书记郭长年等领导干部的职务。”
志书是历史，是后人对前事的追溯，对事物的记述一般来讲更冷静、更客观。但当事人的日记则是彼时彼事活的标本，更有情感色彩，更接地气一些。把它们结合起来读，互为补充关照，无疑会感知更强烈一些。
李陕西两本日记的出版，填补了铜川叙事的空白。铜川当代的发展历史，是一部奋斗的历史，一部励志的历史，是一部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有理有据的历史。除了灿烂的文化遗存，独特的山川风貌，还应该包括大量的细节，譬如人在特定情境里的活动轨迹等，李陕西的日记当属这一类。
半个世纪过去了，但“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这些发黄的纸片，依旧让我们听到了铜川往昔岁月里最真实的声音。
李陕西有意无意保存下来的这些日记，是一代铜川人的心路历程，为后世保存了历史，善莫大焉。（刘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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