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探索谋求小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让贫困落后的董岭人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土地、交通、教育等资源禀赋的长期落后，使得董岭村迈向小康的路依然很艰难。村里的年轻人和有一技之长的村民都陆续离开了村庄，出外打工挣钱去了。
“允许农民出外打工，异地挣钱致富奔小康，这本身也是改革开放给农民带来的红利——农民们可以自由流动，自主选择职业，自主支配自己的劳动所得。”李田利深有感触地说，“但改革开放前，别说自由出外打工，即便是就地从事农副业也是不允许的。记得改革开放前，队上推荐父亲去铜川煤矿下井挖煤，每月挣的工资，一部分是要交给队里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为照顾在艰苦岗位上劳作了大半辈子且家在农村的工人子女就业，推出了“接班制”政策，李田利便接了铜川煤矿工作的父亲的班，跳出了“农门”成为一名工人。
1996年夏季，做工人已经好多年的李田利经济状况好转了些，并有了积蓄，便买了西服、领带、西裤、皮鞋准备“衣锦还乡”。李田利说，在焦岱镇柳家湾下了车，沿着依旧是羊肠小道的通村路回家，没想到遇到下白雨（大雨），道路泥泞难行。回到家，人成了泥人，皮鞋也开了帮，引得乡党们一片嬉笑。
“你阔了，但咱村的变化还不大，现在国家对农村的优惠政策很多，但就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头人，你见识广，有热情、有魄力，你就回来带着大伙乘着国家不断深化农村改革的东风，为全村致富奔小康好好干一番事业吧！”在乡党们的热切相邀和真诚信赖下，李田利背着家人，特别是背着用一生辛劳为小儿子赢得做工人机会的父亲，毅然买断了工龄，回到村庄，带领大伙在国家对农村持续输入改革红利的大背景下，开始了董岭村改革发展奔全面小康的实践。
“要致富，先修路”。1996年冬季，在上级支持农村道路设施建设资金尚未到位的情况下，作为当时的村主任的李田利，硬是通过村民筹劳等方式，修通了4公里长的可通四轮车的出村公路，结束了董岭村历史上不通机动车的历史。
1997年，在国家“希望工程”的鼓舞下，李田利带领全村村民建起了董岭小学，结束了该村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只有简易的教学点、实行复试教学的历史。而随着董岭基础教育的提升，七八年后，董岭村开始陆续有了大学生。
随着董岭村基础设施的建成，董岭人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产业结构调整增收致富上。李田利说，村上先后尝试种植苹果、药材，养殖生猪以及最终确定种植薄皮核桃，并依靠出售薄皮核桃让董岭人实现了初步整体富裕。
为了实现核桃销售与市场的顺畅接轨，村上成立了核桃专业合作社，实行“合作社支部+农户”的经营模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核桃销售难问题。经过几年发展，合作社由最初的42户社员，发展到142户，基本实现社员全覆盖，还建成了全国核桃标准化栽植示范区，村民人均收入也由2013年的10800元提高到13800元。
李田利深有感触地说，董岭村从昔日的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贫穷落后之村，到实现小康的历程，其中无不与党的改革开放和对农村的反哺优惠政策相关联，“村村通”让董岭有了可行机动车的出村路；“希望工程”让董岭有了全日制小学；“退耕还林、三绿工程”使董岭村有了退耕还林的种苹果、种药材以及后来种优生核桃的尝试和成果。同时，通过农村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而不断深化改革使得农民通过农业生产经营合作社、田园综合体等方式实现了走出去，与市场顺畅接轨；请进来，引入社会资本进入“三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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