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三老 ———铜川文事之二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铜川有三位业余作者，因为年龄都在六七十岁，我称他们为文学三老。
他们三个人，一个叫王任，一个叫彭子龙，一个叫王义明。就其文学成就来说，他们不算很大，所以，也谈不上影响。不说现在，就在当时，铜川的很多作者对他们也不一定很熟悉。几十年过去了，时间悄然带走了许多岁月的印痕，如今说起他们的名字，许多年轻的文学作者也是一头雾水了。
王任原来当过铜川市的科委主任，老干部，八十年代初就退出了领导岗位。1991年，他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河东镇》，主要写1983年干部制度改革中一批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干部岗位的事情。干部调整，有上就有退，就有故事种种，王任经历了这个时期，有感触，小说有他的生活体验和思考。小说写出来了，却无法面世，出版社既考虑社会效益，更考虑经济效益，老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在几个出版社碰了壁。老先生愿意出些钱，采用当时通行的协作出书方式，无奈出版社要价太高，老先生的经济能力难以承受。后来，我知道了这事，托人想办法把这本书纳入到陕西旅游出版社的一套丛书中，算是圆了老先生的一个梦。后来，铜川作家协会、铜川文艺编辑部还为老先生开了一个作品研讨会，在当时，还引起了小小的轰动。我还为他的作品出版写了一首小诗，“春风扫雪日常家，古树悄然绽紫花，报告河东温似玉，竹笛圆号也出发。”
彭子龙在基建公司五处工作，因为喜欢舞文弄墨，1957年当了右派。老先生命运多舛，一个女儿1964年下了乡，受他的影响，一直在农村出不来，年龄大了也不敢结婚。1974年，百般无奈，老先生给当时的市委书记张铁民写了一封信，张铁民做了批示，老先生的女儿才算招了出来。招工后不久，由于长期心力交瘁，老先生的女儿因病去世了。八十年代后，老先生的右派平反了，方才舒展腰身，陆陆续续写了一些东西。只可惜，他最好的岁月和才华，都已被消磨殆尽。
王义明是检察院的一名干部，退休后干了一些法律援助方面的事情。老先生写诗，写小说，最大的一个作品是十几万字的传奇故事。这个作品杂志上发表太长，出书得一笔钱，老先生踌躇许久，只能暂时放下。老先生后来还写了一个具有文史价值的文章《向张治中呈状》，说的是1942年国民政府要人张治中在铜川处理地方和同官煤矿纠纷的故事。《铜川文艺》发表后，引来了一些反响。
三位老先生身上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是对文学的执著精神和虔诚态度。王任写《河东镇》的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几十万字，写了改，改了写，一直写到七十多岁。后来出书时，要自己校对，那时是铅字排版，稍不慎字迹就模糊一片，老先生黎明即起，黄昏方止，一坐就是一整天；彭子龙每一篇稿子都是亲自送来，稿子写得整整齐齐，送来后还要介绍他写这篇稿子的初衷和想法。他居住在黄堡，来回挤公交车，每一次都要耗去多半天时间；王义明的腿脚不好，当时的《铜川文艺》在群众艺术馆五楼，老先生一阶楼梯一阶楼梯往上走，中间总要歇上一两回。有时，为了一个字或一句话，他下了楼后，又气喘吁吁地再爬上来。
鲁迅先生曾有一段话：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先生在这里说了一个历史发展人在其中的大道理。其实，任何事业的进取，任何工作的开展，都需要各种各样人的努力，都需要一种精神，文学亦然。可以平常心待它，但绝不可以轻慢或者亵渎它。这条路上，有些人可以走得很远，有些人可能终生都只在原地踏步。气象万千的文学森林中，有些人是参天大树，有些人是灌木丛，有些人可能就是地下的绿草或者苔藓，但只要努力了，为这座森林的郁郁葱葱散发了自己应有的光热，就是贡献者，就值得尊重。三位老先生就是鲁迅笔下埋头苦干的人，铜川文学的森林里，他们或是灌木丛，或是青草苔藓，但无论如何，繁荣和昌盛里面，有他们的一份。
写这篇文章时，正是重阳节，回忆老先生们，我沉浸在年轻的岁月里。中午我收到微信，发来重阳节好。窗外的天气阴蒙蒙的，我猛然一愣神，脑海里又浮动起三位老先生的影像。上个世纪末，王任老先生已经去世；后来，我离开铜川，和彭子龙、王义明老先生也失去了联系。如果他们活着，今天，恐怕也都九十多岁了。不管他们身处何方，天国抑或人间，我都应该把朋友们的问候，转送给老先生们：重阳节好。（刘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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