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世界杯上 他们臂缠黑纱怀念这位作家
八年前，2010年6月21日，葡萄牙迎来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朝鲜，以7:0终结了比赛，但这并非重点。赛前，在唱国歌时，葡萄牙全体球员臂缠黑纱，以悼念一位作家———迄今为止葡萄牙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
在此三天前，葡萄牙政府派出军用专机，从西班牙兰萨罗特岛迎回萨拉马戈的遗体，在里斯本举行了国葬。至此，萨拉马戈终于结束长达十八年的自我流放，以一种无可奈何的方式回到了故乡。
现代风格的写作，反现代化的观点；对人类普遍处境的描绘，对伊比利亚辉煌的追忆，这些让萨拉马戈显得矛盾重重。再加上他晦涩的、并不生动的写作语言，也难怪在1998年，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大多数读者还对他十分陌生。但在今天，他的小说被不断译介，S码书坊在6月首次出版了萨拉马戈的小说集，通过《石筏》《洞穴》《大象旅行记》等作品，萨拉马戈身上的迷雾，应该被更清晰地揭开。
张进
童年贫困一个来自野菜花的名字
1922年11月16日，一个本应叫若泽·德·索萨的男孩出生于里斯本北部村庄阿辛尼亚加的农民家庭，但户籍管理处的职员把村民调侃他们家的绰号“萨拉马戈”（意为野莱菔花）擅自加在了名后，这个后来成为本村荣耀的孩子就被叫做了萨拉马戈。
萨拉马戈童年贫困。虽然他不认为因此经历了比别的孩子更多的困难，但贫穷的确影响了他的人生。小时候，萨拉马戈“十分内向，十分寡言少语”，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常常怀疑别人是否对自己真挚，在他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后来他在采访中说，“我一生都是一个忧郁的人”，用他的另一种说法是，“我是个悲观主义者”。这一性格让他始终盯住人性的阴暗，以及种种蠢行，他因此愤怒，因愤怒要表达，日后当他有机会用一个个寓言式的故事将这些讲出，便成了他的十几本著作。
稍长一些，萨拉马戈在吉尔·维森特中学上学，仅读了两年，便因负担不起学费而无法继续。于是，他十二岁转到阿丰索·多明戈斯工业技校学习机械制锁专业，半工半读，“那里每年只付50元葡币，非常便宜”。幸运的是，这所技校竟开设文学课程，他也由此对文学产生兴趣。当然，这并非萨拉马戈的文学源头。
众所周知，马尔克斯有一位擅长讲故事的外婆，萨拉马戈同样如此。据说，他有一位猪倌祖父，同样擅长讲故事，和祖父睡在猪圈里时，小萨拉马戈听了许多奇怪的故事，个中影响可想而知。此外，他还经常看流行小说和连载小说。虽然那时他对文学还没有判断力，但儿时的阅读对任何一个作家都至关重要。
拒绝把写作理想化身为公民，怎能不发声？
八九岁时萨拉马戈就写过一个故事，但他从不相信神童这一说，他也多次说明，自己拒绝将写作理想化。对他来说，写作不是把手搁在脑门上，等待所谓灵感的降临，写作仅仅是千万种工作中的一种，就像工人做一把椅子，而他的追求是“椅子应该做结实，你如果愿意，还可以把它做得艺术一些，甚至漂亮一些”。
至于他做这份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他对这个世界有观念要表达。作为无神论者，他想去抨击教会；作为伊比利亚主义者，他希望西葡合并，还公然声称葡萄牙应变成西班牙的第十八个自治大区，在小说《石筏》中，他甚至让伊比利亚半岛脱离了欧洲大陆；从更广泛的角度说，作为一个公民，他认为必须去干预社会，以保障权利。
何况世界上还有大量贫穷地区，还有如此多的不公正，还有很多女性被男权主义者施暴，甚至还有此起彼伏的战争，目睹着这一切，作为一个公民，怎能不发声？“当世界需要批判观点的时候，文学就不应该绝世而独立。”
话虽如此，想做到这一点却不易，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和萨拉查的独裁统治成为萨拉马戈重要的思想资源。
技校毕业后，萨拉马戈开始了第一份工作，机械制锁工。之后他干过各种底层工作，绘图员、保险公司职员、焊机销售员……也许此类工作远算不上体面，更别说富裕，但对从事写作的人来说，这些就是富矿。
1947年，萨拉马戈的第一本小说《罪恶之地》出版，没什么反响，但他因此开始接触文学界，还做过文学杂志的编辑。后来他在报社任职。接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萨拉马戈似乎把文学忘记了，也许不能说忘记，因为他认为，“如果没有理由去写一本书，那么我就不会去写”。直到1966年，他因恋爱才再次动笔，出版了一本名叫《可能的诗歌》的诗集，并在四年后出版了第二部诗集《或许是欢乐》。
1968年，萨拉马戈有了自己的“阵地”，他成为《首都报》《丰当报》等各大报刊的专栏撰稿人，由此声名渐起。这些专栏先后结集成四个集子：《这个世界和另外的世界》《旅行者的行李》《<里斯本日报>曾这样认为》和《札记》。在写作专栏的过程中，萨拉马戈将自己的触觉伸向社会各个层面，观点犀利又具有人道主义关怀，这对他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萨拉马戈非常看重自己的专栏，他通过这些文字抨击社会现状，这些文字也塑造了他。他说：要理解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就一定要去读这些专栏文章。这些专栏文章可能比我后来的作品更能说明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的情感、我对事物的感受和我对世界的理解。
1974年4月25日，里斯本爆发康乃馨革命。政变期间，由中下层军官领导的军人以康乃馨代替步枪，以不流血的方式推翻了萨拉查的极右派政权，作为左派的葡萄牙共产党员萨拉马戈获任《新闻日报》副总编。短短一年后，温和右翼掌控国家政局，萨拉马戈随即被清除出报社。此时，萨拉马戈已过知天命之年，虽出了几本书，却还远不是那个被众人熟知的诺奖得主，因为这时他的文学生涯几乎才刚开始。
知天命之年成职业作家我活得很好，可是世界却不好
1977年，第一部小说出版三十年后，萨拉马戈再次出版了小说《绘画与书法指南》。在这部小说中，他探讨了谎言与真理、虚构与真实等问题。三年后，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小说《拔地而起》（或译为《从地上站起来》）出版，获1980年里斯本市奖。
1981年，在葡萄牙决定加入欧共体时，反欧洲主义者萨拉马戈在葡萄牙国内进行了一次文化之旅，并写出《葡萄牙漫游》，以寻求本土文化认同。1982年，成名作《修道院纪事》出版。在本书中，萨拉马戈用历史与想象交杂的写作方式，抨击了天主教的腐败堕落。1995年，《修道院纪事》获葡语文学最高奖项卡蒙斯文学奖，萨拉马戈获得国际名声。
随后几年，《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石筏》《里斯本围城史》《致耶稣基督的福音》相继出版，对葡萄牙的历史、政治、宗教发出猛烈抨击。《致耶稣基督的福音》更是将耶稣降格为人，这一“渎神之作”虽然获得葡萄牙作家协会奖，并得到去竞争欧盟文学赛事阿里奥斯托的提名，但迫于天主教的压力，葡萄牙政府禁止本书参加，这惹怒了萨拉马戈。他选择了自我流放，和妻子搬去兰萨罗特岛定居，直到去世。
萨拉马戈很轻易地习惯了新环境，继续着自己的工作，而且越写视界越广阔。如果说之前的作品萨拉马戈还把批判集中在历史、政治层面，到1995年的《失明症漫记》，他的作品深入到更广阔、复杂的人性之中。这本“可与《鼠疫》相媲美”的寓言之作将小说的叙述性与哲学的思想性融为一体，成为萨拉马戈写作特点的代表之一。
这部冷酷无情的作品描写了一场人类因失明症蔓延而处于绝望之境，将人类的败坏、贪婪、无知、粗鄙、堕落暴露无遗。为什么要如此无情？萨拉马戈回答如下：我活得很好，可是世界却不是很好。
正如萨拉马戈自己所说，“太阳不会因为你起得早而升得早”，即便起步很晚，但他很快成为诺奖的竞争者，并在1998年得到了它。这时，萨拉马戈虽身在异国，有着强烈诺奖情结的葡萄牙人却丝毫没有减少因此而获得的满足感。与之相反，得奖后的萨拉马戈很平静，他和妻子依然和三只狗生活在小岛上，照常继续着自己的写作。《洞穴》《双生》《死亡间歇》《大象旅行记》，萨拉马戈的创作越发顺利。
晚年，萨拉马戈甚至开了博客，取名为“萨拉马戈的笔记本”。在这个小本上，他依然愤怒地批判着，他批判小布什，批判以色列，批判全球化……直到2010年6月18日，因病导致全身器官衰竭。
1997年，萨拉马戈因新书发布来到中国，那时他告诉中国读者，希望自己的墓碑上刻上这样一句话：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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