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的西源汉渭文化圈古貌钩沉
大地湾出土的陶器。
大地湾遗址。
天水伏羲庙始祖伏羲塑像。
旋纹尖底瓶 马家窑类型（甘肃省博物馆藏）
陇山远景。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本报特约撰稿人 祝中熹
我国地处欧亚大陆最东端，地域辽阔，山川纠纷而又相对封闭，故史前文化极其多元。但多元文化的发展必然要相互接触、渗透乃至冲突，影响日久便会出现多元归一的趋势。新石器时代后期，这一趋势加速演进，最终迎来了华夏文明诞生的曙光，奠定了中华民族形成的基础。
在这百川成海的宏伟史流中，东西两大文化区系的交往、争锋与融合，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是多元归一乐章的中心旋律。东西两大文化区系的基体，分别是海岱文化圈和汉渭文化圈。前者指以泰山为依托，济、潍、汶、泗等水系密布的那片地域，是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成的山东龙山文化的育生地，传说中族体标志性人物是少昊、颛顼和蚩尤。后者指以陇山为依托，汉、渭两大水系邻侧的那片地域，是由大地湾文化发展而成的仰韶文化的育生地，传说中族体标志性人物是伏羲、女娲、炎帝和黄帝。这两个文化圈被视为华夏文明的东西二源。
地域环境
陇山位于陕甘交界处，又名陇坻、陇阪、吴山、岳山、吴岳、太岳、四岳、岍山、关山……名称之多也反映了它的历史地位，以及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我国的史前文化多以一座或一系列高山作凭靠，这不仅是狩猎、采集等谋生手段的需要，也是躲避自然灾害、抵御猛兽侵犯的需要。延至文明前夜，又是天神崇拜宗教意念的需要。陇山，它东屏关中，西临陇原，北接宁朔，南望岷蜀，绵延而不阻断，高峻而不险绝。上古时代，这是扼控人类群体流动迁徙的孔道和枢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在其周围，成为中原与西北地区联结的象征。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与长江，虽同源于青海南境的巴颜喀拉山麓，但成流后却一北一南分道扬镳，且有渐行渐远之势。不过，在陇右，这对姐妹却亲密地接触了一下。黄河的长女渭水与长江的长女汉水，两大水系邻侧密布，形成了一片川陵纵横、原谷交错的宽广地带。今天水市位于陇坻和秦岭两大山系的交会处，地貌导致水域分野：北流水汇入渭河，南流水汇入嘉陵江。魏晋前嘉陵江未形成前，其上流同今汉水上流勉水是通连的。古地志言汉水上游分东西两大支流，即指源于嶓冢山（今齐寿山）东麓的漾水（今永宁河）和源于西麓的西汉水。先民对汉水极其崇仰，把它与天上的银河相对应；故银河又称“天汉”，而汉水最高处的始源地带也便有了“天水”之名。渭河及其主要支流泾水，流域遍及陇东和关中，其南系在天水市南郊与汉水比肩相携。汉渭两大水系滋润了陇山周围秀美的谷原，育生了这片山野的生态环境。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导山”“导水”多自陇右起；是时，汉渭文化圈已被纳入“九州”范围之内。
早在第四纪早期也即早更新世，这一带已是我国北方哺乳动物的重要分布区。晚更新世时代，许多区域已有早期人类栖居。距今1万年左右的全新纪，冰期结束，全球气候转暖。汉渭文化圈属东部季风区，气候比较温润，降水充沛，地表土壤肥沃，植被茂密，草原广布，河流与湖泊众多，高原、山地和沟谷都有森林生长。平坦而疏松的黄土堆积面，以及山坡丘陵，都有利于锄耕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人类群体已有相当广泛的分布。
考古文化
我国的旧石器实物，就是首先在陇东找到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的石器，后来在域内均有发现。比山顶洞人早两万多年的人类头骨化石“平凉人”和“武山人”的命名，更无可争辩地显示，汉渭文化圈是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晚至新石器时代，这里已成为人类群体衍育的繁盛区，在开阔向阳的河谷台地，几乎都能找到先民的聚落遗址。
坐落在秦安县五营乡渭河二级支流台地及相连山坡上的大地湾遗址，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在距今7800年至4900年间，跨越了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最下层的一期文化，比早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还要早1000年；其二至四期文化层，则分别同仰韶文化的半坡型、庙底沟型及石岭下型相对应。这是我国发现的第一支含有彩陶的史前文化。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一至四期文化层依次衔接，未曾中断，是同一种文化在同一居址的历史性延续。而天水师赵村一期文化的发现，又进一步明确了半坡类型与大地湾一期文化的承接关系。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大地湾文化为目前所知最完整的仰韶文化，至少是仰韶文化的母元之一。
在大地湾文化强烈影响下兴起的马家窑文化，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已处新时器时代晚期。分布地域远超大地湾文化，但其最早类型却植根于汉渭文化圈内，其由东向西发展的轨迹清晰可寻。马家窑文化居民已过着稳固的聚落生活，农业为主要经济形态。已学会金属冶铸，我国第一件青铜制品即出土于马家窑文化东乡林家遗址；虽尚处青铜制作的孕生期，但其后续发现业已证明，汉渭文化圈是我国青铜工艺的故乡。制陶业特别发达，盛行彩陶是其突出特色。彩陶器类繁多，陶质坚固，形体匀丰，器表光亮，纹饰绚丽，在仰韶彩陶文化基础上，把我国彩陶工艺推向了巅峰。
继马家窑文化之后的齐家文化，距今约4200年至3800年，分布范围更加广泛，但在汉渭文化圈内最为密集。大地湾遗址最上层的常山下层文化，被学界视为仰韶文化向齐家文化的过渡类型。可见齐家文化最初育兴在汉渭文化圈，是一种合理的判断。和以前的考古文化相比，齐家文化经济发展已有长足进步。如果说马家窑文化拉开了青铜制作序幕的话，齐家文化则已完全进入青铜时代。治玉业的兴盛是齐家文化的又一大特色，材质多样，蕴含丰富，我国古代玉器拥有的功能，齐家文化皆已具备。从社会发展阶段上说，齐家文化父系家长制已经确立，阶级对立开始产生，已处文明社会的前夜。
田野考古证实，汉渭文化圈一直是我国史前文化的昌盛区。新石器时代许多意义重大的文化成就，都首先出现在文化圈内。如最早的彩陶，以及和汉字发明关系密切的最早的陶符，黍、油菜、小麦和大麻等农作物最早的标本，最早的房屋建筑和陶瓦，以及规格最高可视为宫殿雏形的大型组合式厅堂，最早的青铜制品，最早的权杖头，最早的度量器具，最早的石、骨黏合剂，最早的陶鼓，最早的室内绘画，最早的带有灼痕和刻符的卜骨……这些史前文化光彩夺目的贡献，在域内竞相闪现，骄傲地诉说着汉渭文化圈远古的辉煌。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凝聚着文字产生前的人类群体记忆，所涉人与事虽多具神性，但史影隐含其中，是构塑远古历史必须探究的素材。
伏羲不是一位在历史舞台上一闪而过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也不是一则完整的神话故事，而是一个纷杂但丰实的体系。东距大地湾遗址不过28公里的古成纪，是传说中伏羲的诞生地；汉水绕流其下的仇池山（古仇夷），即传说中伏羲母华胥履大人迹而怀伏羲处。关于伏羲的事迹和功业，古文献中有许多记载，涉及生产、饮食、居住、衣着、婚姻、宗教、文字乃至音乐、艺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略加整理即可发现，以伏羲为标志的群体，是个擅长渔猎，而农、畜业已经兴起的部族，而且跨越了久远的时代。婚姻状态由血缘婚过渡到典型的群婚，再演进到对偶婚，乃至产生了婚嫁礼仪，社会内部结构经历的变化十分清晰。伏羲功业最受后世称道的是“作八卦”，文明时代居群经之首的《易经》，就是由八卦演绎、提升而成的。这一伟大创构出现的伏羲时代，称之为史前人类智慧的最高象征，并不过分。
传说中同伏羲联系紧密的女娲，也生在东距大地湾遗址约10公里处的秦安县陇城镇，二者传说流布地域完全重合。传说中女娲和伏羲都是“风”姓，都是“蛇身人首”，可能两个族源相近而通婚的族体。女娲与伏羲兄妹为婚的传说，折射着他们共同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的血缘婚阶段。女娲有两项伟大到无以复加的功业，一项是“作人”，一项是“补天”。捏土造人和兄妹为婚以育后，这两大著名的人类始生神话集于女娲一身，正符合人类学早已揭示的人类原始记忆的共聚点：人类的产生源自一位杰出的女性。女娲“炼五钯石以补苍天”的神话，则是原始社会末期先民已掌握金属冶炼技术时代的反映。五色石是“炼”出来的，其原质当为各类矿石，经高温销熔后产生不同颜色的金属，可随意造型。这应是炼石补天神话构想的社会现实基础。
古文献一致说属于姜姓的炎帝，实乃汉渭地区历史久远的羌族首领。炎帝所率当为羌族中最先进的一支，是原始农业的创育者，传说中将耒、耜和牛耕的发明，都归之于炎帝。炎帝族、伏羲族存在时代先后的承接关系，应为汉渭古族中最先走下黄土高原面向中原发展的部族，其影响传布东方，遂有“神农氏”之尊号。
与炎帝国同出少典氏的黄帝族，为新石器时代后期最能代表汉渭文化圈文化高度的群体。黄帝族继炎帝族之后走向中原，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劲的军事实力，顺利地扩拓着族势。在取得涿鹿、阪泉两次大战的胜利后，完成了部落联盟的强势组合，为华夏文明的最终形成铺平了道路。传说中把我国史前社会几乎所有的重要成就和创举都归功于黄帝及其族体，那正是多元文化区系整合归一的史态反映。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伏羲和黄帝的传说，不仅在功业上多有重合之处，在族脉关系上，也存在同源的瓜葛。他们具有相近的神性身份，都是“雷神”，都是龙的化身。在活动地域上，两个族系也完全重合。黄帝“以姬水成”，这姬水论者认为即今临夏的姬家川；古文籍言黄帝生于“寿丘”，此寿丘据考即天水南境的齐寿山。近些年来，不少陇学者汇聚各种资料进行研究，得出了黄帝族兴起于今清水一带的结论。《易林》曾多次使用一条韵语：“黄帝所生，伏羲之宇。兵刃不至，利以居止。”当属实情。
综上所述可知，有关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的传说，在时间跨度上，在文化面貌上，尤其在地域流布上，都同汉渭文化圈田野考古提供的史实信息合若符契。
域内古国
汉渭文化圈孕生了构成华夏主体族系的史前关陇集团，同时也育兴了文明时代同中原王朝关系密切的一批方国。它们为汉渭文化圈的持续繁荣，以及西北地区历史演进方向的确定，发挥了引领性作用。其中影响最大并居主导地位的是姬周和嬴秦。
姬周是源起于陇山以东漆水流域的一个擅长农业的古老部族。其部族首领从五帝后期到夏初，一直担任农官后稷。夏末公刘率族众迁至今董志塬上，建立了古豳国，为日后周方国的兴盛积蓄了力量。商后期的太王时代，周人迁岐，立国于周原，在生态环境优越的关中经营繁衍，壮大成为商王朝西部最强盛的方伯之国。为了拓地扩势，周文王灭掉了泾渭之间（今灵台一带）处于重要战略位置的另一个方国密须，进一步掌控了西北局势。至武王时，终于经牧野之战而灭商，建立了西周王朝。
嬴姓族体是海岱文化圈内创造大汶口文化的阳鸟部族西迁的一支。何时何故而西迁，学界存在不同认识，但至迟在商后期，该族已在汉水上游礼县东部、西和县北部地区建立了一个小方国，先是从属于商，后又归附于周，成为王室联络、制约陇右诸戎的纽带和屏障。嬴秦挟有东方先进文化的优势，又赖王室的扶植支持，经过世代相继且几经起伏的艰苦拼搏，不仅出色地开发了汉渭地区山原川谷的经济，而且掌握了陇右复杂民族关系的主导权，并在襄公时代崛起为西方的诸侯大国。日后又开地千里，独霸西戎。与列强逐鹿中原，最后完成了九州一统的伟业。
姬周和嬴秦，决定了汉渭文化圈在文明时代的后续发展。它们代表了这一地区最先进的生产力，其创业的成就和举措，巩固并繁荣了我国西部农畜业并举的经济形态，加速了西北地区民族融合的进程，持续强化着汉谓文化圈同中央王朝的政治、文化联系，以精神感召和行政制度双重力量，把文化圈纳入华夏的统一体制中，从而确定了西北地区文明时代的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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