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就是要给历史一个交代 ——访考古学家郎树德

郎树德

1945年出生，北京市人。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2005年12月至2012年3月，聘任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2012年7月退休。现任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多年来从事考古研究和文物鉴定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北史前文化和彩陶文化。支持和参与了甘肃省博物馆的《甘肃彩陶展》《甘肃考古六十周年成果展》、炳灵寺的《佛教文物展》以及庆阳、张掖、定西、秦安、高台等地的历史文物展。

出版专著有《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主持人），遥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彩陶》（合著）《甘肃彩陶研究与鉴赏》，先后在《文物》《考古》《考古与文物》等杂志发表各类论文20余篇。主要有《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78至1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九区发掘简报》《试论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大地湾遗址的发现和初步研究》《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聚落形态及其演变》《大地湾遗址房屋遗存的初步研究》。

记者曾在金城讲堂听过郎树德老师关于彩陶渊源和鉴赏的讲座，年逾古稀的他思维活跃，逻辑严密，耐心地为观众讲解并答疑解惑。再次见到郎树德老师是在他的家中，跟预期的截然相反，郎树德家中并没有收藏任何文物，但是书籍和考古报告充满了整个房间。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郎树德于1967年从北大考古系专业毕业，随着国家号召来到甘肃大地，至今已50个春秋，可以说把毕生都献给了甘肃的考古事业。“我始终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是非常幸运的。首先我能来到甘肃这块历史文化积淀十分丰富的土地感到非常幸运，因为这里是华夏文明、丝绸之路文化、多元民族民俗文化的源头之一，从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区域、出土数量及保存质量来看，甘肃当属文物大省之一，对于我们考古工作者来说是取之不尽的富矿；其次能参与到被权威学术界列为我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的大地湾考古遗址的发掘，也是极其幸运的，因为对于一名考古工作者来说，能完整并有始有终地参与到一个大型的考古遗址是可遇不可求的，我觉得这是对我一生考古工作的一个交代。”

在交谈中记者得知，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郎树德从小就对考古感兴趣，所以毅然决然地报考了北大考古系，然而造化弄人，他毕业那年被分配到甘肃张掖的农场，从此之后的十多年几乎与自己的专业绝缘。就在他以为再也跟考古无缘的时候，甘肃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听说他是北大考古系毕业的，便邀请他去刚发现不久的大地湾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当时已经35岁的郎树德心情如久旱逢甘霖般久久难以平复。“那时候的考古条件是非常艰苦的，经常一连好几顿吃不到荤腥，或者很长时间洗不上一次澡都是常事，但是所有的人们都干劲十足，包括我在内，十多年没有再碰自己的专业，一下子就接到了这个后来震惊了考古界的考古项目，让我感到非常兴奋。”郎树德感慨到。

记者问到，一般人极少能有机会进入考古工地现场观摩发掘的全过程，因此，考古对公众而言便充满了神秘的色彩。那么考古发掘是如何进行的？郎树德以大地湾遗址的发现过程为例，对此做了简要介绍。“一般在选中遗址后，首先在地表划定一个个探方，而大地湾遗址是史前村落遗址，需作大面积揭露，故所开探方均为10米长宽，而一般的考古发掘大多开挖5米长宽的探访，然后逐层下挖，根据土质、土色的不同，划分不同的文化层。在发掘过程中，如遇古代文物或墓葬、房址，要小心翼翼地用工具（如铲、毛刷、铁签等）清理出来，再进行绘图、拍照，做好文字记录。每个探方要挖到生土层（即人类从未翻动过的土壤）才算结束。”郎树德回忆，当时一些探方已经清理到下层，即靠近生土层的最下一层。这一文化层出土的器物非常独特，与上面地层的仰韶文化面貌截然不同。陶片质地松脆、色泽不匀，几乎见不到大块的陶片，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多已破碎，发掘人员形象地称这些陶片为“酥皮点心”，这一现象可说明当时制陶技术较为原始。发现的器形很特殊，底部多有小小的三足支撑，基本不见平底器。更为奇怪的是，在钵形器口沿内外均发现红色的彩条带，以上特征无疑表明，它们不是通常认识的仰韶文化。郎树德说：“从地层上看，这是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随着发掘规模的扩大，在二级台地的大多数探方下层均发现这类遗存。当时我们迅即采集了木炭标本，送至北京进行年代测定。经北京的专业考古实验室测定，送检的5个标本年代约为距今7300年至7800年，比仰韶文化早了近千年。”1981年，我们公布了上述发掘和研究成果，立即轰动了考古学界。大地湾考古，为甘肃史前研究树立了距今7800年至4800年的断代标尺，同时为甘肃东部地区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大地湾遗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甘肃东部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郎树德把考古学中的“文化”一词作了界定。他说，考古学研究中，经常使用“文化”一词，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周文化、秦文化等等。考古学的“文化”不同于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是指大体同时、集中在一定地域并有相同特征的遗迹、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由许多民族、部落组成的社会集团，它们有自己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特征的文化传统。

郎树德数十年的田野考古实践以及室内整理奠定了从事彩陶鉴定工作的良好基础，之后他除了日常考古工作外，还经常被邀请参加文物鉴定等工作。如2002年、2015年，他参加了全省文物鉴定工作，考察鉴定了数千件全省馆藏彩陶，并对西北地区古文化及彩陶进行了全面深入地研究。2003年至2011年，他先后参与了全省馆藏文物数据信息化及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并作为专家组成员，对业务方面进行了指导、检查和验收。2004至2005年，郎树德在中国文物信息中心参与审核辽宁、山西、河南、甘肃四省馆藏文物数据。2004年至今，他多次参与省地县博物馆的展览工作，从策划、撰写大纲至布展。

退休以后，郎树德的主要工作以推广文物普及为主。“虽然退休了，但是并没有比工作的时候轻松，只要是关于文物普及知识和博物馆知识的活动，我都力所能及地去参加，希望能对喜欢历史和文物的观众们一些帮助。”除了参加大型的文物考古讲座外，作为老专家，郎树德也经常被请去“鉴宝”，在鉴宝过程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很多鉴定人会在拿出自己的宝贝前讲这个宝物的来历和故事，故事真假无从考证，但是作为考古工作者，是不能被所谓的‘故事\’所左右的，一定要关注文物本身，当然有的所谓的专家出于利益驱使或者各种其他目的，给出错误鉴定的情况也有，或者是当被鉴定为赝品时，当事人并不接受的情况也很多……但是作为考古工作者，要守住自己的良心和职业道德标准。作为有责任的文物工作者，就是要把事实有根据地陈述出来，而不受其他主观客观因素的影响。”

2015年，甘肃省启动“历史再现”工程以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很多各形各色的博物馆，郎树德也参观过其中一部分，他对博物馆的筹建和管理也有自己的见解。“现在甘肃省的博物馆整体发展呈现出蓬勃态势，但是出现的问题也不可小觑，我认为最突出的问题还是考古文博类人才的短缺，以及从业人员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文物工作是个要守得住寂寞的工作，如果心浮气躁或者心猿意马是干不出好成绩的。不过可喜的是，我觉得近些年来整个社会对历史和文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考古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报我们考古专业，这是我喜闻乐见的，这对整个考古事业是个好现象。”

回顾半个多世纪的考古生涯，郎树德显得很从容：“我来到甘肃已经50年，无论从哪个角度认识，甘肃都是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区。正由于这样，甘肃在中国考古学和考古学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现今已形成独立学科并盛行于国内外的简牍学、敦煌学，其源起都离不开甘肃。再加上马家窑、大地湾等史前文化的浸润，甘肃考古发现影响深远，可以说，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我对甘肃大地感情深厚，这块土地值得发掘的宝物还有很多，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给母校、给社会、给历史，更要给那些热爱文物和文化的人们一个交代！”

□兰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华静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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