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纪元:从敦煌到麦积山
若说我们这代文物修复师何时才对修旧如旧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应该是雕塑家出身的老所长彼时灌输给我们的先进理念。”
初听孙纪元先生之名,是在今年夏末。其时,我们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采访,已届知天命之年的保护研究室主任马千提及这位老领导时,言语之间满是敬重。之后的相关采访中,我们陆续得知,矗立于秦州区七里墩三角地的城市雕塑《女娲》、麦积区渭河桥头《双飞天》,以及杜甫寓居过的南郭寺大雄宝殿内彩塑释迦牟尼佛等,均出自孙纪元先生在麦积山工作的几年之中。
于此城生活多年,竟不知这里还曾有过一位雕塑大家,记者心中充满了好奇。时光之门一经打开,零星的描述已无法填充那些记忆空白。麦积山归来,设法与87岁的老人在电话中取得联系后,我们决意赴兰采访……
□本报记者胡晓宜洪波
叩开孙纪元先生家门之际,天水和兰州同时下着滂沱大雨。先生的长子孙永刚恰好在兰州照看父母。在麦积山做了三十余年洞窟摄影师的他,三年前才刚刚退休。
“快进来。”见我们冒雨前来,83岁的先生夫人蒋毅明忙从沙发上起身,微笑着招呼我们落座。依然美丽的蒋老曾是敦煌文研所的接待部主任,亦是敦煌第一代讲解员,后来,又追随爱人的足迹,来到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工作。
面前已近鲐背之年的先生,看起来要比记者想象中精神得多。因几年前患过脑梗,我们之间的交流大多靠着蒋老的转述。
其时,63岁的孙永刚在一旁小凳上安静坐着,很少插话,只是在父亲听不大清时,适时给老人递上纸条进行“翻译”。
家风真好啊,记者心里默默地想。
1932年,祖籍江苏无锡的孙纪元在古城西安呱呱落地,由于叔父善绘画,自小耳濡目染下,他从初中时就已经能画板报了。21岁那年,成绩优异的他自西北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后,与关有惠、冯仲年以及杨同乐四位美术专业毕业生,同时被分进了刚刚改名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这是解放后由国家分配给敦煌文研所的首批大学生。
1963年,被常书鸿先生作为所里重点培养对象的孙纪元,进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班学习,并有幸得到刘开渠,傅天仇、钱绍武、王朝闻等先生指导。在练就了一身扎实的雕塑基本功后,孙纪元学成毕业。其时,刘开渠几次想要留下这位弟子任教,这也让他“左右为难”了一些时日,最终,为报答常书鸿院长知遇之恩,他选择回到敦煌。
此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春去秋来三十余载……那些在莫高窟中反复临摹研究的岁月,对这位新中国成立后敦煌第一位雕塑家来说,许是人生中最为艰辛却也幸福难忘的回忆。
孙纪元平生第一座临摹作品,是敦煌莫高窟259尊菩萨胸像,原作眼睛部分被人为损坏,他听从常书鸿先生的要求,将受损眼睛根据原作遗留部分进行复原临摹,但是效果还是破损的。对丈夫几十年来的每一个足迹,蒋毅明记忆犹深。她告诉记者,这件临摹作品是常书鸿特别允许的,原作两只手只是一块泥,先生没有按这个手做,两只手都是创作,并且这件临品现珍藏在日本京都大学,当年用这件作品交换了京都大学29本《云冈石窟全集》,因为图册买不到,是绝版。研究所时期研究性的资料也很短缺,这件作品也为学术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
而关于285洞那尊漂亮的西魏佛像,亦有着一段小故事。当时洞窟内佛中大龛旁有两个小龛,其中一个小龛中塑像的脸是完整的,右边佛头的脸却完全被毁。因为彼时要拍一部关于敦煌的电视片,并且还要出版画册,而对于整个洞窟来说佛像脸部残缺过于厉害,会让人看起来有些痛心。为了让电视片显得完整,常书鸿便让孙纪元进行修复,他通过参考同时代的雕塑,修复了整个脸。
“原来打算电视拍完之后,再将修复部分取下来,恢复塑像原貌,毕竟这不是原作。可是因为修得太好,最后常老舍不得让取了。”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二位老人仍能说出许多毕生难忘的细节。
孙纪元的家中,四处摆放着他的雕塑作品,恍然间,你会觉得走进了一间小型雕塑馆。在他挚爱一生的作品中,不论是陶制、泥塑,抑或彩绘、石雕,皆样样在行。
“复原的雕塑要有古旧感,这尊彩塑菩萨,先是用陶土做出来,然后再从窑里烧,颜色都是画上去的,再经做旧处理,一点也不会掉色。”怕我们听不明白,老人起身拿过一张餐巾纸,蘸了水,在心爱的作品上,一边擦拭一边解释,眼神中满是深情。
“这个是楠木雕刻的,这个是陶烧的,烧后就是这个颜色,这个泥捏的,摸着有肉的感觉。”说话间,老人就像个孩童般一次次起身,不厌其烦到里屋拿出自己的雕塑小样,一件件给我们讲解起来。
“今天高兴了,尽找他的小玩意呢。”蒋毅明在一旁笑着说。
一边聊天,一边说着那些珍贵的往事,那一幕幕曾经只能在文字或影像中看到的场景,在记者眼前纷至沓来,让人感动的是,整个采访过程中两位老人却只字未提当年艰辛。
事实上,据记者了解,起初敦煌文物工作者几乎都住着土胚房,饮水也只能喝宕泉、苦沟泉合流的咸涩泉水,若冬天河流结冰,就只能用镐头破冰,拿回去化开来饮用,而恰恰也只有此季水质从口感上会少了许多苦涩。如孙纪元一样,莫高窟的工作者当时在洞窟临摹时的主要光源,是气化煤油灯,每一个上洞窟临摹的人都要会点这个灯,或者直接依靠太阳光照亮,这种情况断断续续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往事并非如烟,回忆的闸门一经拉开,一个个光影逐渐清晰,忆及父亲在敦煌莫高窟工作的那些时日,孙永刚感慨万千。
翻开先生所赠画册《孙纪元雕塑》,一道道人生轨迹在艺术简介上历历在目:1953年至1984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先生指导下,从事古代雕塑临摹研究及雕塑创作；1957年赴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举办敦煌艺术展览；1982年赴日本举办敦煌艺术展览；1980年出席全国文代会；1984年调往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任所长……
事实上,早在孙纪元1984年来麦积山赴任之前,他就已来过麦积山石窟多次,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考察指导。其时麦积山石窟并没有专业雕塑人员,能做的修复工作,也只是将受潮快剥落的壁画推回,予以回贴修复等,尽管如此,对于当时的麦积山石窟来说,也已经是文物保护工作迈出的一大步。
虽然在麦积山只待了短短六年时间,但作为一名专业雕塑家,他从零开始,在搞管理的同时兼备业务,出版画册,并实施“请进来、走出去”策略,让麦积山文物保护及修复逐步走入正轨。值得一提的是,在孙纪元努力下,麦积山文物保管所更名为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作为麦积山转折时期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在那段艰难时期,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采访过程中,蒋毅明仍不无遗憾地说出了丈夫一辈子的心愿。“他在天水就留了这几件作品,生命真得很短暂,可就这么几件。他原来有个愿望,不仅仅想在敦煌雕塑研究方面做出一些新作品,还想在有生之年,能在四大石窟都工作上几年,不光泥塑,还有石雕,也都学着做一下,这辈子就满足了……”
从孙老家结束采访后,颇为感动的记者于当晚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54岁的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现任所长李天铭看到后,很认真地对记者说:“老所长的采访见报后,可否给我们留一份当作资料。”
平心而论,近一个月的采访,记者曾多次登临麦积山石窟,亦曾在梦中远眺过敦煌莫高窟,感受尤为深切的,是一代代文物守护者“择一事终一生”的执着坚守。若非亲耳所闻,记者甚至不能想象他们为之所付出的艰辛,那一张张已经泛黄的旧照片呈现于眼前,他们的笑容看上去是那般明媚。
是的,于他们而言,生活之苦分散在了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时间里,一切似乎都显得微不足道。而这份弥足珍贵的坚守,必将在一代代文物守护者的血脉中缓缓流淌,并得以继承和发扬……
孙纪元在敦煌(资料图片)
■8月20日记者赴兰州采访孙纪元先生时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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