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何谓 | 文人混迹的都城
长安是大唐帝国的中心，是离权力和金钱最近的地方，吸引着全天下的文人来这里求取功名利禄。科举制度在唐朝有了极大的发展，金榜题名成为每一个渴望在仕途上一展身手的文人的梦想。但是，由于录取名额所限，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得偿所愿。那些声名在外的佼佼者，通过名人的举荐获得了主考官的青睐，占据了金榜的一席之地；但更多的人却忙碌在“行卷”的路上，渴望那些大佬们留意到自己，并在自己的作品上点个赞。然而，即便成功跻身仕途，面对着复杂的官场和变幻的时局，这些文人的结局也不一样，有一些官运亨通，享受着高官厚禄，畜养着色艺俱佳的女妓，但还有一些因为各种原因只能经年累月在底层徘徊，其中有一些人心有不甘出走各地藩镇幕府。这些长安城中形形色色的文人们，为这座帝国的都城带来了不一样的色彩。
每年一到冬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大军就浩浩荡荡向长安进发了。他们都已通过了各州县、乡的两轮选拔，将要在翌年的春天与来自国子监、弘文馆和崇文馆等的考生一起同台较量。根据《唐六典》中的记载，朝廷照顾到各地举子的路程远近不同，规定距离长安五百里以内的士子十月上旬报到，五百里外一千里内的十月中旬报到，一千里以外的十月下旬报到。这些赴考的举子们大多都在离考点、也就是礼部南院最近的崇仁坊安顿下来。在报到之后，这些举子们要在长安城熬过漫长的冬天，为开春的考试做最后的冲刺。长安的物价高，对于家庭条件一般的外地考生而言，备考的日子简直是苦不堪言。晚唐著名文学家孙樵在《寓居对》中描绘了当时的情景：“一入长安，十年屡穷。长日猛赤，饿肠火迫。满眼花黑，晡西方食。暮雪严冽，入夜断骨。穴衾败褐，到晓方活。”每天到了太阳快落山了才能吃东西；入夜之后，西北风呼呼地吹，盖着的破被子寒气都冻到了骨子里。韩愈多年以后回想起那段备考的岁月，有了我们所熟悉的“痛定思痛”的成语。
唐代长安皇城内的礼部南院（左红框）和皇城外的崇仁坊（右红框）
考前这段时间除认真备考外，士子们还要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做好准备：觅举。所谓“觅举”说白了就是“托关系”，在当时颇为流行。由于每年应考的士子人数众多，为了避免“一考定输赢”的偏差，再加上一直以来的察举制传统，主考官经常会邀请别人给自己推荐优秀的士子，有些社会名流也非常乐于举荐人才，比如柳宗元在《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中就曾回忆道：“吾在京都时，好以文宠后辈。后辈由吾文知名者，亦为不少焉。”这种举荐是相当有分量的，有点像现在的中学校长推荐，不管考生考得如何，已经被提前录取了，甚至于名次都被很早就排好了。《唐摭言·公荐》和《新唐书·吴武陵传》中就记载了一件事，太学博士吴武陵在临考前向主考官礼部侍郎崔郾推荐有王佐之才的杜牧，并诵读了那首著名的《阿房宫赋》，希望能让杜牧做状元，但崔侍郎说第一名到第五名都已定好了，吴武陵直言相对：“那就让第五名跟杜牧比一比做赋。”崔郾认怂，直接向在座的所有人说：“刚才吴太学把进士第五名赠给了我。”
那个时候的“托关系”靠的不是人情，而是真才实学。考生为了获得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物的举荐，往往会将自己最得意的作品誊写在卷轴上，然后托人递给那些人，称之为“行卷”。在唐代前期，行卷的内容主要以诗文为主，到了中后期，还出现了一些传奇小说，其中不乏一些流传后世的美文。行卷之人往往将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放在卷首，比如白居易去拜见顾况的时候，就把《赋得古原草送别》放在卷首第一篇。顾况一看卷首的署名“白居易”，就开玩笑说：“（长安）米价方贵，居亦弗易，”意思就是长安生活成本高，住在这里不容易。可是当他读到那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不禁感叹道：“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就是说能说出这样的话，就不愁在长安待下去了。
当然，有些人因为家世背景好，“托关系”自然比别人容易一些，而另一些人就希望结交他们以寻求关系上的便利，于是文人之间便有了“互结朋党，以相渔夺”，当时长安城里的文人中有两大帮派，号称东、西棚，每个棚都有一位头目叫“棚头”。唐玄宗开元年间的举子刘长卿和袁成用就曾分别担任过两棚的“棚头”。中唐以后，文士间朋党之风尤为盛行，“时应进士举者，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每岁冬，州府荐送后，唯追奉宴集，罕肄其业”，每天在一起游宴赶场，甚至都荒废了学业。这些文人之间建立的朋党，在他们考取进士做了官之后，还会进一步延续下去，有时甚至会演变成官场上的朋党之争。
韩滉《文苑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但不管怎么说，大多数情况下，即便关系走得再好也还是要看真才实学的。一个人最终能不能成功进士及第，有时候运气也很关键。在唐代，避名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之所以我们后来管老虎叫“大虫”，就是为了避李世民的曾祖父李虎的讳。在当时，不光是要避皇帝们的讳，就连自己老爸的讳也要避，称为“家讳”。当时考生最害怕的一件事是考试题目中出现了触犯家讳的字眼，这个时候不管怎么心有不甘，也只能借口身体不适默默离开，而且还不能抱怨。最有名的一个例子便是“诗鬼”李贺，他的父亲名叫李晋肃，这下就麻烦大了，“晋”和“进”发音相同，而且当时可能“肃”与“士”的发音也近似，“晋肃”直接就跟“进士”沾上边了，所以李贺一生都不可以举进士。当时韩愈知道了这件事，还专门写了一篇《讳辩》为李贺进行辩解，甚至发出质问：“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然而终究无法改变社会舆论。
对于那些幸运完试的士人而言，放榜日是决定他们命运的一天。“吾唐取士最堪夸，仙榜标名出曙霞。”天刚蒙蒙亮，朝廷就在礼部南院的东墙上张榜了，焦急等待了好几日的举子们便纷纷涌来，一路上“喧喧车马欲朝天”。对于那些高中的文人而言，这一天要走一些官方的仪式：先在主司的带领下一起去中书省的都堂拜见宰相，然后再前往主考官的家中谢恩。对于那些落榜的考生，只能“落第逢人恸哭初”，感叹“平生志业欲何如”了。但是，那些登第的考生此时还不能高兴得太早，毕竟等待他们的还有一道吏部的铨选，也称为“关试”。这是正式授予官职前的最后一次考察，看看这个人的长相、言语谈吐，还有字写得怎么样，当然最重要的是考察处理民事诉讼的能力。韩愈在《上宰相书》中曾说自己“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考了四次才中进士，关试考了三次还没过，想必跟科举考试比起来也并不容易。
只有顺利通过关试之后，这些文人进士们才可以放开享受一番。朝廷为这些帝国未来的精英们准备了各种宴游活动，最著名的是杏园宴和曲江宴。在杏园宴上，在登第的同年中会选出两位充当探花使者，满长安城里骑着马，去各家的花园里采摘春日里绽放得最美的花。贞元七年（791年），41岁的孟郊有幸被选为了探花使，从他笔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便可以想象出他当时是何等的恣意。当然，宴会活动的高潮还是曲江宴，在这一天，朝廷会在曲江边上专门为这些新科进士们庆祝，宴会上还有丰富多彩的歌舞表演，半个长安城的百姓都跑去围观，这恐怕是那些文人们最为荣耀的一天了。
但是，即便是迈入了官场，能够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的还是少数，绝大部分文人终年在茫茫宦海中浮沉，甚至有人奋斗了大半辈子还是高不成低不就，不免对长安由爱生恨，远走他乡。中唐时的一位诗人李益，早在大历四年（769年）就已进士及第，但是“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二十年来还是做着末等的小官，与他当年同榜的进士齐映早在贞元二年（786年）就当上了宰相。于是，他便决定离开这样一个失意之地，当时他已诗名在外，有好几个方镇的幕府都邀请他前往，“辟书五府至，名为四海闻”，最后他选择去做了幽州节度使刘济的幕僚。在面见刘济的时候，李益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一语道出了对长安的失望和决绝。但是，原本那些藩镇就是与中央对抗的地方势力，作为一个饱读圣贤之书的儒士，投奔藩镇是有违道义的，所以当李益后来重返长安官场时，这首当年所做的诗就被与他不和的人拿出来说事，后来他便受到了降职的处分。
唐代的时候，科举考试所选拔出的进士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普通人家，他们喜欢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彰显他们获得的权力和地位——狎妓和蓄妓。长安城的富家子弟喜欢广交天下朋友，每到夏天的时候，他们会举办“避暑之会”：“于林亭内植画柱，以锦绣结为凉棚，设坐具，召长安名妓间坐”。这种情景对于那些新进的士人阶层而言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在他们进士及第之后，这些文人往往会继续留在长安等待朝廷授职，别忘了离他们居住的崇仁坊最近的平康坊就是女妓云集的地方，交游女妓便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所谓“幽会共平康”。相比那些附庸风雅的富家子弟，拥有真才实学的进士更能讨得女妓的欢心。《北里志》中就记载了平康坊里十七位最有声望的女妓，比如外号“天水仟哥”的女妓便“善谈谑，能歌令”，与其交往的有永宁相国的进士儿子刘覃，还有右史郑休范和户部府吏李全；郑举举也是“巧谈谐”，乾符五年（878年）的状元孙龙光带着自己同一年考上进士的朋友“多在其舍”。
佚名《唐人宫乐图》中的官妓（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女妓文化的兴盛离不开唐朝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也离不开唐朝皇帝们的推崇：唐玄宗时期为新科进士举办的曲江宴上就有专门的宫妓表演，“蹈舞局地，欢呼动天”，唐穆宗亦是“倡优在侧”，唐宣宗更是“常游北里（即长安城北平康里）”，甚至连皇帝都亲临女妓聚集的平康坊来视察工作了。此外，女妓的盛行也与当时“婚必与高门”的社会风尚有关：许多士人其实为了仕途而屈就于政治联姻，并没有什么美满的爱情，所以当他们遇上容貌、才艺兼佳，又颇知人心意的女妓时，便相互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厚的情愫。白居易便是这样一个人，由于他母亲的门户之见，他没办法迎娶青梅竹马的湘灵，后来在母亲的以死相逼下与同僚杨汝士的妹妹完婚，当然这段婚姻过得并不幸福，于是白居易在后来做苏、杭刺史时，便与许多官妓频繁交往，而且还畜养了许多家妓，而且留下了两百多篇描写女妓的诗作，其中有我们最熟悉的“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这些文人们有时会以家妓的名义邀请客人，比如“罗敷敛双袂，樊姬献一杯。不见舒员外，秋菊为谁开？”（白居易《九日代罗樊二妓招舒著作》）有时他们还互相夸耀对方的家妓，比如“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如他心似火，欺我鬓如霜，”（白居易《酬思黯戏赠》）调戏的意味十足。但是，不管身在何地，最难忘的还是昔日里在长安同朝为官时携手恣意平康坊的经历：当我们的大诗人在他乡遇到故人时，便写下怀念当年宴席上觥筹交错、卧榻上云雨之欢的诗作：《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真性情的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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