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九旬护林人：因造林大会入党 独自植树数十载
一枚64年前的纪念章被91岁的马思恭保存至今，尽管早已锈迹斑斑但他一直视若珍宝。
马思恭保存了64年的纪念章。本文图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陈雷柱 图
1956年3月，共青团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包括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和河南的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消息一经传出，全国各省、区都派了青年造林代表团奔赴延安，7000人在以杨家岭为主现场的山沟区域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植树造林活动。马思恭的那枚纪念章便是在这次造林大会上获得的，他也因此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马思恭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植树造林，修桥打坝，参加了延安多项建设，川口大桥、延惠渠、蟠龙周家湾淤地坝等工程中都曾有他的身影。
退休后，马思恭发现当年与全国各地7000余名青年种植的柏树林区破坏严重，许多刺槐枯死，随后决定只身一人将林区恢复原貌，数十年间，他成为一名义务护林人。但由于年龄越来越大，2012年，他写信给市委书记和市长，恳请重视杨家岭林区发展现状，组织有效看护管理，得到时任延安市委书记姚引良重视，市林业局派专人管护林区。
此后的8年间，马思恭又将主要精力放在国道旁的行道树养护上，尽管如今他已经行动不便但仍坚持在小区花园种花椒树供居民免费采摘，“我靠着劳动者粗壮的大手和厚实的身板一路走来，身为党员就应懂得坚持与奉献。”
1956年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的老照片。
马思恭在小区花园里种植的花椒苗。
64年前的造林大会在马思恭的家里，至今仍保留着许多60多年前留下的老照片，照片中满是青年人的身影，粗壮的树木随处可见。他说，那是改变他人生的一年，照片里的人和事至今仍历历在目。
马思恭
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连年战争，我国生态环境遭到很大破坏。1955年，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规定：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求有计划地种起树来，从而实现绿化祖国的伟大目标。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作为革命老区的延安也是一穷二白。为了迅速恢复战争创伤，还老区人民一个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1956年3月，共青团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包括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和河南的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
实际上，这次大会最终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性的青年造林大会，因为消息一经传出，全国各省、区都派了青年造林代表团奔赴延安，声势浩大。
这一年3月1日到15日，在延安的杨家岭、凤凰山、清凉山、桥沟等区域内，来自全国25个省市及新疆和内蒙古两个自治区的1200多名青年代表及延安青年共计5700多人，在以杨家岭为主现场的山沟区域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植树造林活动。
也是在这一年，27岁的甘谷驿区青年马思恭，作为延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参加了这次造林大会。时隔60多年后，回忆起那次热火朝天的造林大战，马思恭仍觉得历历在目。
在半个月里，马思恭以饱满的热情和冲天的干劲儿加入到造林大军中。他回忆称，那时，杨家岭及周围的山坡上，到处是劳动者的身影，一颗颗青松，一株株刺槐从此扎根落户在革命圣地延安的黄土高坡上，“我们作为延安人又振奋又自豪。”
造林大会结束后，马思恭得到了一枚“陕甘晋蒙豫五省自治区青年造林大会”纪念章，由于年代久远，这枚小小的纪念章上现在已经锈迹斑斑，字迹模糊。但马思恭却视若珍宝，他说，这是他人生的另一个起点。
实际上，在参加这次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之前，马思恭一直在甘谷驿务农，而他其实也并不是延安人。再往前，他曾居住在榆林市绥德县，因饥荒被迫“走南路”，一路南下逃荒到了甘谷驿，而这次造林大会的经历，让曾身为难民的马思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共青团的凝聚力和执行力，他为此感到震撼，因此决心入党。
马思恭于志愿者在杨家岭的植树合影。
艰苦而光荣的青春印记当年参加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时获得的纪念章，马思恭一直保留至今，他说，这不是一枚普通的纪念章，它们浓缩着自己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献身于改变家乡穷山恶水面貌的青春印记。
回到甘谷驿区后，马思恭便着手写了入党申请，因为他在造林大会中表现出色，乡政府和大队书记作为介绍人推荐他入党，同年下半年他便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马思恭迎来了两年的平静，他回忆称，那时他虽然觉得光荣，但身为党员，应该干什么，怎么干，他显得十分懵懂。直到1958年，延安修建延惠渠，他终于等到了机会。
马思恭回忆称，当时延安决定修建延惠渠后，地区政府号召各乡镇青年积极参与，他得到消息后，背上一袋干粮带着30斤粮票就出发了，一路徒步走了40公里从甘谷驿赶到延安，参加义务劳动，“当时条件特别艰苦，我们7个工区，3000多人的住宿、做饭问题全靠在山上打洞解决，但延惠渠的修建是为解决农民灌溉问题，这在当时非常重要，没有人退缩。”
从1958年到1960年，延惠渠工程一直持续了两年才竣工，马思恭说，那时候他们每天炸石头、搬石头、垒渠，天不亮就上工，到了深夜才休息，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除了修渠外，他还兼任了卫生员、会计员和理发员，延惠渠建成通水那天，所有的工人屏气凝神，等待着延河水引入，看到水花的那一刻，所有人激动欢呼，不少人流下泪水，“那时我才知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究竟为何光荣。”
延惠渠修好后，正当马思恭准备收拾行囊返程回家时，他突然接到通知，因为他在修建延惠渠期间表现突出，被安排留在在延安市水利局工作，他也因此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马思恭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植树造林，修桥打坝，参加了延安多项建设，川口大桥、延惠渠、蟠龙周家湾淤地坝等工程中，他时而是一个背运石头沙子的搬运工，时而是跳入水渠中查堵水眼的抢修工，时而是开着拖拉机在漆黑夜间耕作在田野的拖拉机手。角色和岗位的频繁转换，不但没有消磨掉马思恭的热情，反而让他成为一个样样行的多面手。
从1960年开始，马思恭先后到过当时的延安县水利局、农业局、粮种厂、焦化厂、化肥厂。1983年，已青丝变白发的马思恭光荣退休，他说自己是靠着劳动者一双粗壮的大手和厚实的身板一路走来的。那时的他并不知道，他作为“劳动者”真正的奉献之路才刚刚要开始。
就在马思恭退休后不久，1983年，胡耀邦来延安视察时提出想看看当年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种植的树木，马思恭作为当年造林大会的亲历者，被时任延安地区林业局局长曹志锁找到，要求陪同前往。这次视察改变了马思恭原本应安享晚年的人生轨迹。
只身护林的退休老人
马思恭告诉澎湃新闻，他们一行人到达林区后发现，当年种下的树木中，松柏仍长得郁郁葱葱，但很多刺槐却折枝断杆，有的甚至已经枯死。这让他感到心疼和沮丧。
马思恭的女儿马春玲回忆称，那天父亲回到家后显得非常消沉，几天后，他突然提出要自己把当年数千名青年联手建成的林区恢复原貌，将那些枯死的树木重新一棵棵栽回去，“他用了五六天时间在杨家岭山脚下挖了900个树坑，之后又自己花钱买树苗将这些树种上。”
马思恭说，他与农业、水利打了一辈子交道，对于种地植树有许多土办法，为节约成本，那几年他自己收集树籽，在河滩开出一块空地育树苗，等到树苗长好，再将这些小树移栽到山上去，在他的影响下，儿女们和一些当地志愿者也加入到植树护林的队伍中来，“但我们毕竟能力有限，只能在山脚和山腰种树、养护，对于山顶上的树没有一点办法。”
2012年4月18日，马思恭给时任延安市委书记姚引良、市长梁宏贤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1956年春，全国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在延安召开时，胡耀邦带领与会青年和延安青年一起上杨家岭山植树造林，形成了杨家岭柏树林区，“当时，我作为延安县甘谷驿区青年代表参加了造林活动，杨家岭柏树林区至今已有50多年，这些年我曾多次上山看护，发现树木长期缺少修剪管理，因此写信，恳请市上能重视林区发展现状，组织有效看护管理。”
2012年6月13日，市委书记姚引良在这封信上批示，“转市林业局阅处，感谢马思恭同志对绿化事业的关心”。7月3日，延安市林业局党委收到批示后，立即组织人员落实办理，他们走访了杨家岭的村民，现场勘察了树木生长情况，并登门拜访马思恭，转达了市委、市政府对他的谢意。
此后，林业局专门落实了专职护林员常年看护，防止人为破坏，同时清理杂草。为了让更多人记住这段历史，他们以延安市绿化委员会、共青团延安市委的名义，设置了“全国青年造林纪念林”纪念碑。
随着山上的道路的打通，便道的铺设，马思恭多年来牵挂的这片柏树林区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他依然闲不住。据他的一位邻居介绍，不去山上养护柏树林后，马思恭每天都扛着镢头或者铁锹到临近小区的210国道上给行道树清理垃圾、蓄水、追肥，“那时他已经80多岁了”。
现在，马思恭已经91岁高龄，但种树的习惯依然保持着，小区的花园里长满了他种植的花椒树，他说，自己因种树与党结缘，也必将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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