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的风骨 □李星涛

淮河晨刊 2019-08-27 09:09 大字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到了唐代,中国诗发展到了高峰。唐诗的天空中可谓群星璀璨,且著名诗人多有雅号,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白居易被称为“诗魔”,李贺被称为“诗鬼”,贾岛被称为“诗奴”,王维被称为“诗佛”,贺知章被称为“诗狂”,而陈子昂则被称为“诗骨”。

一

唐诗是中国五言、七言、古今体诗的高峰。这座高峰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有多方面的原因:从七世纪建国到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之前的这100多年,唐帝国的经济一直是上升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文化的繁荣,即使在安史之乱之后,由于南方的开发与南北交通保持畅通,经济和文化增长的势头也没有停顿下来。这个社会正是整个唐代文学艺术的温床。其次,由五代十国极其纷扰混乱局面到隋唐的统一,是一个国内各民族由斗争而融合的过程。国内各民族的融合,使得各阶级阶层的生活变得丰富复杂,为作家们的修养和创作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养料和题材。其三,在长期南北分裂以后建立起来的唐帝国,对各种思想,对各族文化,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因此,唐人的思想是比较活泼的,言情也较少受到约束。这就为诗歌创作和流行提供了方便,从而形成了唐诗的群众性基础。其四,唐帝国为了巩固其统治,制订和执行了通过科举从庶族地主中选拔人才的制度,以打破高门大族对仕途的垄断。进士是科举中最贵重的,而进士的考试又以诗赋为主要内容。这种决定士子前途的考试和因之而诞生的行卷之分,也直接促进了诗歌的创作。

最后,就诗歌本身而论,经过八代先驱者的努力,五七言古诗已经成熟,律诗、绝句也基本上跨越了它们的试验阶段,足供唐代诗人的自由采用。前辈们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充分表现了汉语之美的多种样式,都是他们易于借鉴昔贤,驰骋才力,抒发性情,扩大诗的反映面,提高诗的表现力。所有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使得唐诗盛况空前,后难为继。

让我们先把唐诗的流变勾画一个轮廓,自公元618年唐帝国建立后,最初30余年,诗坛上仍旧弥漫着梁陈余风,形式上讲究调声、隶事,内容上沿袭宫体。只有王绩在追踪晋宋间独来独往因而不免予寂寞的陶渊明。王绩虽然以此为后世所称叹,但在当时也同样是孤独寂寞的。

武则天于公元655年被立为皇后,在她当政时期,唐诗开始呈现了自己的面貌。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沈佺期、宋之问和杜审言等陆续登坛。这些人在当时封建秩序以及道德规范、审美观念逐渐恢复正常的基础上,改造了宫体诗,并继承了南朝诗人对于诗形的研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完善了七言古体。经过他们的努力,唐诗的题材、主题开始由宫廷的淫靡改为都市的繁荣和正常的男女之爱,由台阁应制扩大到写江山之美和边塞之情。风格也由纤柔卑弱转为明快清新。

同时,陈子昂却走着与这些人在方式上看来相反,而在效果上却相同的道路。初唐四杰用改造宫体诗的方法结束了六代的淫靡。而陈子昂则从汉魏风骨中汲取营养来开辟唐朝的疆域。他是一位能够把握住对超现实的向往和对现实的执着这一基本矛盾,并且用新的语言和形象来加以表现的诗人。他上承阮籍、曹植,下开李白、杜甫。

二

陈子昂(约公元661-公元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西北)人,唐朝文学家、诗人,自幼聪颖、少而任侠、酷爱经史,20岁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刻苦用功,博学多闻,敢于直言,文采洋溢,被人们誉为“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与司马承祯、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并称为仙宗十友。但因其貌不扬遭人轻视,其才学无人所知。两次参加考试皆名落孙山,直至武则天光宅年(684年)进士及第。

陈子昂为人耿直,敢言直陈,其诗如其人,以风骨见胜,其深沉悲壮而激荡豪情的格调,一扫齐梁时期绮靡华丽的风格,在初唐诗坛树立起质朴蕴含深思的诗歌旗帜,展示出宏阔的历史背景,他的诗篇标举风雅比兴、汉魏风骨、高昂清俊,正如他在《修竹篇序》中自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他极力主张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受到杜甫、白居易的赞赏。

陈子昂之所以被称为“诗骨”,这与他的性格是分不开的。宋人李昉编纂的大型类书《太平广记》中保存了一篇珍贵文章,全文共200多字,堪称一篇趣味浓郁的文界佳文。大致故事如下:蜀人陈子昂,“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这使他很郁闷。当时在都城市场上有一位卖胡琴的古董商人,卖一只古琴售价百万钱。街头上每日都有豪贵传观,都嫌贵不买。陈子昂却立命家仆从住处用车运百万钱买了此琴,这使周围人十分惊讶。子昂对人们说,我生平喜欢弹琴,请各位明日到敝处听琴,并以酒宴相待。第二天赴宴者竟达百余人之多,而且“皆当时重誉之士”,不想酒宴完毕,子昂竟当众捧琴砸碎,对贵客们说:“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愚留心哉!”意为“我写了大量诗文,但在京都无人赏识,今请大家来,是请文友们赏文,决不是为弹琴这种‘贱工之役’”。遂马上命人将他所写诗文摆满两桌,“遍赠会者”,请大家阅读指教。这个故事充分展示了陈子昂率直豪放的性格。

陈子昂率直之性,还有史事可以作证。陈子昂的生平挚友卢藏用,在陈子昂冤案死后,曾为他撰写《陈氏别传》,以表纪念。在这本传中,卢藏用曾专门提到陈子昂24岁那年所写的著名上书《谏灵驾入京书》的史事。公元684年(唐睿宗文明元年),唐高宗崩于洛阳,正好陈子昂考中进士,当时已执权的武则天打算将高宗遗体西葬长安,引起朝臣议论,尚未任官的陈子昂大胆以“草莽”身份向睿宗和太后上书,以为不妥,一篇谏约写了1600字,洋洋洒洒,通过对历史、地理、政治等详尽的分析,极有说服力地得出已故皇帝还是安葬洛阳为妥的结论,这样既可省百姓之财力,又能使国内安定。文章最后,陈子昂真诚地剖白:作为小臣,他无任何私人目的,只求国家安宁富强。这篇上书送到朝廷后,大受武则天和睿宗的欣赏。据《陈氏别传》记载:“属唐高宗大帝崩于洛阳宫,灵驾将西归,子昂乃献书阙下。时皇上以太后居攝,览其书而壮之,召见问状。子昂貌寝寡援,然言五霸大略,君臣之际,甚慷慨焉。”意思是子昂貌相不甚昂扬魁梧,但对起话来十分慷慨激昂,与武则天君臣谈论十分投机。之后,武后下敕给了他最高的评语:“梓州人陈子昂,地籍英灵,文称‘晔’”。

垂拱二年(686年)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自幼喜武好侠的陈子昂从军随武则天的侄子武攸宜北征契丹,担任军中的管记(即参谋)。武攸宜骄横自大,容不得不同意见,陈子昂因献策不合被降职贬为军曹。陈子昂壮志难酬,报国无门,便忧心忡忡登上蓟北楼,望苍茫大地,“感叹乐杰、燕昭之事”,愤慨中写下了《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其中一首《燕昭王》写道:“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怀才不遇,让陈子昂无奈,他登台望远赋诗、抒怀,除上述诗歌,他还写了《登泽州城北楼宴》,而最有名的则是《登幽州台歌》,其诗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被称为千古名篇,历代传诵。

前不见古人。开篇一句话便点出了诗人愤慨的心境。古人,代指以前的贤者君王,作者政治失意,以前不见古人来讽刺现在的君主,看不见以前礼贤下士的君主,只剩眼前荒淫误政的君王。又怎么样才能得志呢。这一句简简单单的朴质话语已垫定了全文的感情基调,作者对现实感到悲愤,但又对自身的遭遇感到无奈。

后不见来者。承接了上一句,将情感强化:既看不见以往的贤者,也不见未来的希望。一层层推进让读者感受到诗人绝望的心境。这开篇的两句给读者营造了广阔的意境,让人仿佛置身于历史的洪流中。作者明白自己只是这样偌大的时空中的微小尘埃,并不能有那样大的力量去改变历史,甚至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再华丽的辞藻都是一种苍白无力的修饰,还不如这样平实的表达来得自然。

而最后两句,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可谓是千古绝篇。他想着这天地浩大啊,独自流下了悲愤的泪水。作者在诗中把自己的感情暴露无遗,情感渲染得如此浓烈,让读者也切身体会到了他那一腔悲愤之情。

寥寥四句,毫无华丽辞藻,语言平实而生动,以朴实打动人心,而非雕词琢句,用最简单的字词来成就千古名篇,这大概就是他所提倡的汉魏风骨的魅力所在吧。

因屡受挫折,有才难施,陈子昂心灰意冷,于圣历之年(698年)请求辞官还乡,奉养父亲。那一年,他只有38岁,回乡后写诗作文,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他没有想到,武三思、武攸宜为了打压他,唆使县令段简罗织罪名进行诬陷。因陈家富裕,段简便设法敲诈,陈子昂不服,但家人怕得罪官府,只得送了20万缗钱给县令以求息事宁人。当时一缗钱即1000文,20万缗钱不是一个小数目,县令随即以行贿之罪将陈子昂下狱,陈子昂投诉无门,忧愤而死,年仅41岁。当地百姓闻之,悲痛万分,自发罢市三日,表达对武氏专权的愤怒,对一代“诗骨”的敬慕。

三

陈子昂高倡风骨,作品亦以此为突出特征,但陈诗的艺术感染力大部分却并不十分强烈,何也?这是因为陈子昂在诗歌创作上过分强调风骨,从而造成了与诗歌性情的割裂。而风骨从根本上看是离不开性情的,否则诗歌就会略显滞重,没有灵动之美。

拿陈子昂的理论和创作作对照,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诗歌创作虽有风骨的意识,但尚需要相应的性情予以充实。他的《感遇》一类作品似乎主要凭兴寄显其风骨。可兴寄往往过分偏于理性,它与性情的自然流露和表现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对此,朱庭珍曾有一段议论,颇能说出陈子昂风骨诗的短处:“骨有余而韵不足,格有余而神不足,气有余而情不足……”朱氏所说的“韵不足,神不足,情不足”归根结底说的还是性情不足。骨格离不开性情,离开了性情,诗歌就板重不灵了。

陈子昂一生留有诗歌共100多首,代表作是《感遇》诗38首。现在我就他的《感遇》诗作一个分析。

《感遇》38首作于武则天时期,可能并非一时一地之作,而是陆续写成的。“感遇”的意思是因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而有感。这里没有缠绵悱恻,浅斟低唱,也没有时代的欢歌,几乎都是不平之鸣的时代悲歌。其大略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引古讽今,可以称之为咏史诗。

《感遇》其二十六:荒哉穆天子,好与白云期。宫女多怨旷,层城闭蛾眉。日耽瑶池乐,岂伤桃李时。青苔空萎绝,白发生罗帷。

周穆王荒淫,爱好狩猎,骑马游至西域,会见了神仙。王母娘娘在瑶池设宴奏乐款待。他流连往返,不理朝政。可怜他的众多宫女却被禁闭于后宫,凄苦悲凉,空耗青春。使得宫院之内青苔满阶,白发上头,香消玉殒。

这首诗猛一看像在说历史,而实际上是在影射高宗皇帝宠爱武昭仪,废皇后立武后,冷落和清除了其他宫女的事。穆天子的故事只起一个比兴作用,在咏史的外壳下,讽喻当时的朝政。诗人“汉魏风骨”“风雅兴寄”的诗论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2)抒写自己感慨,可以称为咏怀诗。

《感遇》其二: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兰花和杜若这两种香花芳草,都生在空寂无人的森林中,孤傲幽独,美丽芬芳。可是,白昼渐尽,秋风吹起,兰若也随着年华而零落。诗人用兰若来自比,虽然自己冰清玉洁、一心报国、壮怀激烈,然而,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年华易逝,英雄孤独无为,空落一番悲叹。诗为五言古体,托物感怀,寄意深远。前四句盛赞兰若风采,后四句感叹其芳华而零落,一盛一衰,于对比中见其坎坷命运,显得充实而清新。这与建安诗人的慷慨悲凉、正始诗人的隐晦曲折、影射现实是一脉相成的。

(3)感事类。

《感遇》其十九: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

诗中虽然有“黄屋”、“瑶台”等历史名词,但全诗并不牵涉历史事实,当然不是咏史的。但字句之间,似乎又是指一些时事。“黄屋”、“瑶台”只是代指,不便明说,以古代今罢了。

本诗实指武则天为了满足虚荣,让人把她看成西方弥勒佛化身,在全国大修大云寺,塑造大云佛像,劳民伤财。诗人最后申斥了武则天的昏愚政治。

《感遇》诗为唐朝讽喻现实的诗风开辟了道路,对各种不得人心的弊政,进行了毫不妥协的口诛笔伐。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陈子昂所倡导风骨诗歌的理想状态:“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与建安文学的特征:“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可谓是异曲同工。但由于陈子昂的这些感遇诗过分强调“风骨”内容的呈现,自然就失去了诗歌所包含的性情部分,显得过于硬挺,刚直有余,而张力不足了。

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主张与创作影响了唐朝一代诗人。他对风骨的追求,他提出的诗美理想,对于唐代的诗歌变革具有关键性的意义。“风骨”的提倡,给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使诗歌终于摆脱了齐梁诗风的影响,走上以“风骨”为核心的南北文学的正确道路。高棅说:“子昂继往开来,乃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波,下绝开元之正派。”(《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自陈子昂后,盛唐诗歌气象终于徐徐拉开了序幕。

作者简介

李星涛,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星星》《绿风》《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诗歌月刊》《安徽文学》《山东文学》《散文诗》《诗潮》《少年文艺》《上海诗人》等发表散文、诗歌300余篇首。参加第十八届全国散文诗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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