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女儿出走受托寻人 跳河施救算不算“见义勇为”？
7日，梁先生来到太升桥下，讲述救人过程
梁先生展示腿上的伤痕
相关评定人员：
不好说，要确定他做的事是不是特定义务之外
律师：
当事人只有寻找的义务，并无跳河救人的义务
20多年后，梁先生又一次下了水。他从湍急又深的府河里救起了老板的女儿。此前，老板曾找他帮忙寻找其出走的女儿。
上岸后，摸着腿上的伤痕，梁先生觉得自己可以申请“见义勇为”。从小调皮的他渴望“见义勇为”的奖状能让老家人对自己的印象有所改观。于是，他到派出所开了“情况说明”，又到街道办提交了材料。不过对于申请结果，相关部门直言“不敢保证”“不好说”，因为梁先生和获救女孩认识，且系受其父母所托。
不过有律师认为，梁先生的行为应当属于见义勇为。“见义勇为”的认定中，不宜对“特定义务”进行扩大化解释，“否则，将与见义勇为的立法原意背离。”
起因
老板女儿出走跳河 员工下水救人
梁先生是成都青羊区一家修车厂的洗车工。8月5日当天，梁先生休息。中午时分，老板娘吴女士找到他，请他帮忙找一下女儿小敏（化名）。“我丈夫管教了她一下，她赌气跑了出去。”吴女士说道。
当天下午一点左右，梁先生便骑着电动车出了门。梁先生认得小敏，她平时周末会来店里，“见到时还会叫一句‘梁叔’。”
“走了玉沙路，又沿着太升路找到大安路那边，再返回。”梁先生说，到太升桥时，自己就发现了小敏，“她坐在河边的台阶上。”几日大雨后，桥下府河里的水涨了不少。雨还在下，梁先生把电动车停在路边，“悄悄地走了过去。”
可能走路的声音被发觉，“小敏转头看到我，突然站起来。”梁先生说，自己一句“你要干什么”还没喊完，小敏就跳进了河里。“我整个人懵了。”他说，自己也冲下台阶跳进河，“下台阶时脚步都乱了。”府河里的水到了梁先生的胸口，“感觉都踩不到底”，梁先生说，在距离台阶4米左右的地方，他抓住了小敏，接着左手搂着她、右手划水游向堤岸。
“靠近堤岸时，想抓壁上的水草，但吃不住力。”梁先生回忆，期间小敏还在挣扎蹬堤岸的墙壁。两个人被湍急的河水往下冲了约10米左右，梁先生终于抓到了堤岸壁上的一丛树根。“我一边游，一边也在喊救命。”岸上的人找来电线扔下，“我不敢松手抓，担心又被冲跑了。”
不久，因为附近人报警，太升路派出所的民警以及消防救援人员来到现场，将两人救上岸。
期望
他想申请“见义勇为” 给老家人一些好印象
上岸后，小敏由民警带回了太升路派出所，梁先生先回住处换了衣服，并将情况告知了老板夫妇。“大概两点钟，老梁回来告诉的我们。”吴女士说。随后，他们也都去了派出所，并做了笔录。
8月5日晚上八点过，事情处理完，在回去的路上，“老板娘跟我说了声‘谢谢老梁’，小敏也跟我说‘谢谢梁叔’。”不过，梁先生说，直到第二天上午和老板见面，对方也没有和他道谢。老板一家也没有向自己表达过酬谢的意思，看着腿上因救人划破留下的伤痕，他有些想不通，“这几天晚上一直都没睡着。”
他把心事和哥哥说了，“大哥让我试着申报‘见义勇为’。”梁先生今年43岁了，上一次他下水，是20多年前的事了。事后回想起来他也有点后怕：假如自己没能抓住那个树根，后果恐怕真不好说。
为何想评“见义勇为”？梁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小的时候很调皮，“逃课，偷偷下河去游泳，跟老师对着干……”初中毕业以后就没再读书。梁先生在四川射洪老家开过出租车，来成都后骑过三轮，当过保安，送过报纸，“开出租车的时候养成了打牌的坏习惯，还跟别人借了钱。”他说，“见义勇为”的称号对自己来说是个荣誉，“我总想象，‘见义勇为’的奖状送到射洪老家的时候，能给周围邻居一些好的印象。”
对于“不好说”“不敢保证”的告知，梁先生也有些不能理解：“不管我们认不认识，救人的事实摆在那儿的嘛。”
证实
警方出具情况说明：他确实下河救人
8月7日，根据笔录和出警记录，太升路派出所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其中写道：……梁先生……系轻生女子父亲修车厂的员工，该女子因与父亲吵架而离家出走进而产生轻生念头，梁先生受女子母亲的委托前往外面寻找，当找到太升桥附近时发现该女子已经跳河了，随后梁先生就立即下河救人……
吴女士表示，和女儿沟通后她也得知，女儿坐在台阶上时，发觉了走近的梁先生，接着自己跳了河，“她说是老梁救她上来的。”“我们确实没有和老梁说过酬谢的事。”吴女士告诉记者，考虑到10号就要发工资，他们原本计划在工资里表现酬谢的，“救起了女儿，肯定要感谢的。”她的丈夫坦言，自己确实没有和梁师傅说过感谢的话，不过他说这是自己的性格，“我说不来那些，心里面知道就是了。”
能不能申请到见义勇为？
“受到父母的委托，多少有道义责任”
评定工作人员：不好说
拿着派出所的情况说明，8月7日下午，梁先生来到太升路街道社会治理科。
一位负责人听完其表述后，收下了材料并表示会向青羊区委政法委提交。对结果，他直言“不敢保证”。他认为，如果施救者和当事人没有任何关系，“你走那里路过，你对她没有任何责任，你救她起来，你是见义勇为。”而具体到梁先生，“你受到了女孩父母的委托，你对她多少有道义责任。”不过他认为，受托之后受益者是女孩家，“为他们挽回了损失，受益者在经济上应该补偿一些。”
青羊区委政法委一位从事“见义勇为”认定相关工作的人员表示，根据2000年实施的《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履行特定义务以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梁先生的行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他表示“不好说”，“要确定他做的事是不是特定义务之外。”他也介绍，青羊区委政法委有一个由十多个单位组成的“见义勇为审核小组”。
该工作人员也举例，成都曾经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朋友的朋友约在一起唱歌，期间其中一名女子跳河轻生，“女子的朋友的朋友就跳河去救人，遗憾的是，最后两个人都没有活下来。”事后，救人者家属曾有意申报“见义勇为”，最后没有成功。“相关部门认为，他是在履行特定义务——虽然不认识，但是有关系。”
律/师/视/角
不宜对“特定义务”扩大化解释
“确实存在一定争议，但是我倾向认为梁先生的行为属‘见义勇为’。”四川及第律师事务所律师邢连超解释，虽然梁先生是受获救女孩父母的委托去寻人，但是梁先生只有寻找的道德义务，并没有跳河去救人的“见义勇为”的义务，所以，梁先生跳河救人仍然是属于在特定义务、合同义务之外的，所履行的是一种冒着生命危险的见义勇为行为。
另一方面，邢连超认为，梁先生受委托进行救助，获救者的家属属于受益人，“根据《民法总则》，受益人对于施救方有补偿的义务。”
四川有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炳尧认为，在认定“见义勇为”过程中，不宜对“特定义务”进行扩大化解释，“否则，将与见义勇为的立法原意背离。”他认为，“特定义务”是法律上的义务，而不是普通的道德上的义务，来源是法律明文规定的特定义务、职务上或业务上要求履行的义务和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如家庭成员的扶养义务，医生、消防员、公安民警等特殊职业所产生的义务，先行行为造成其他人处于危险境地的作为义务等等。”在他看来，梁先生虽然在修车厂打工，但其工作内容显然不包括寻找女孩，特别是当天梁先生休息，帮忙寻找女孩完全是其在履行工作职责以外的义务。
张炳尧表示，法律层面上，梁先生并无负有寻找女孩，甚至在女孩面临危险时需奋不顾身救助的义务。“即使女孩平时叫梁先生为梁叔，但彼此并非家庭成员，梁先生对救助女孩最多仅有道德义务。”张炳尧认为，梁先生当天前去寻找女孩，应属于好意施惠行为，“即当事人之间无意设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由当事人一方基于良好的道德风尚实施的使另一方受恩惠的关系，旨在增进情谊的行为。”
此外，他介绍，如果因为见义勇为发生了损失，按照《民法总则》，可以要求受助方给予一定的赔偿、酬谢。
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实习生 邵逸凡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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