蹚过纷乱的洪流 读汪古翔中篇小说《嗨，三轮儿》有感
□唐俊高
二十年前读到那叠初稿时，我惊诧于小职员老汪那勇敢的面对和坦诚的述说。但那时雁城的三轮车问题尚在流汤滴水，远未尘埃落定，便替他束之高阁，心念假以时日，定能豪横面世。
二十年后再次读到他这修订稿时，我失却了“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超然淡定，反而心浮气躁，坐卧不宁，甚至喉头发痒，总想言说为快。
是老汪笔尖给戳的。
是滚滚洪流给刷的。
是梅启辉们给蹚的……
新中国的发展，于上世纪末迎来了两次裂爆式的“洪峰”：八十年代的农村经济搞活，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初建。来势之生猛，能量之劲爆，用“势如破竹”“摧枯拉朽”来蔽之，一点也不为过。
手脚上长期的桎梏解除了，观念上严苛的禁锢破除了，泱泱国人“噗通！噗通”跳进市场经济的洪流，一副急不可耐，一副恐落人后。
就连在偌大国度的川中浅丘腹地，沱江之滨小小雁城的街头巷尾，竟也响起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标牌式吆喝：
“嗨，三轮儿！”
川人，大多是数轮外来移民的后裔。而雁江先民的主体，来自于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川”。那时的四川因连年战乱和天灾、瘟疫，已是“十室九空”“田地荒芜”，“虎食人”“人相食”。就连雁城的沱江河坝，白天黑夜都游荡着肆无忌惮的老虎。
“走，上四川去！”成了那个时代的主题。以两湖两广为主的十余省地的先民们，怀揣谋求生计、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伤别先祖，背离桑梓，穿穷山恶水，钻崇山峻岭，攀蜀身毒道，最终闯入迢迢四川，经一代又一代的血泪打拼，硬是使四川山河再造，精神重生。
这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
可以说，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强人”。
极富“三敢（杆）子”精神（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雁江人，无疑是他们正宗而又典型的传人。
到了梅启辉时代，雁江人的“强人”基因异常躁动，改变命运的渴望异常爆棚。且不说那日渐喧腾的城乡市场，如麻疯长的乡镇企业，大动干戈的起楼造屋，还有，如过江之鲫的“胡总”“水总”，烟火盛腾的馆堂酒肆，莺啼燕鸣的夜总会、卡拉OK，惊动全国的欺诈恶炒、群体闹事、黑社会火拼……等等，就连双桥镇梅家村梅家院子的乡下人梅启辉，也钻入哄哄雁城，蹚进滚滚洪流，玩起了被炒至天文价格的人力客运三轮车，吼出了他回应那个时代的标牌式应答：
“来了！”
我也曾久伫雁城街头，观望那人力三轮儿滚滚洪流，慨叹脚下这片焦渴的土地在这历史转型期所迸发出的强劲生机。
我也曾无数次扬手招呼“嗨，三轮儿”，享受新时代下日常生活方式的点滴变化。
我也曾试图走近那庞大的三轮儿师傅群体，但到头来也只是“近”，远不及老汪那么“进”。比如，我一高兴了，常常要求：“师傅，我来骑，你来享受享受噻！”师傅些竟总是笑笑地让我屡屡如愿。比如，我有一个同事，对我很好，表达的主要方式就是请我坐三轮儿，“现在生活这么好这么方便，一定要坐一定要坐！”可他老是克扣人家下力人的车钱，该给一块的他只给五角，理由是：“这是下坡路下坡路！下坡路都值一块么？！”并迅速摸出早就预备好的五角钞理直气壮地扔过去；该给两块的他只给一块，理由竟是轻车熟路般冒充的了：“前天晚上我们在街上联合检查你们乱收费，不是把你也挡下了么，不是好得我帮你说了话你才走脱的么，你搞忘啦你搞忘啦？！”师傅些总是遭他搞得眉眼一愣一愣的，双唇一抿一抿的，最终脑壳一甩一甩的。一旁的我，会觉得很臊皮，臊得几乎无地自容。但过后也只是转念那么一想：这些三轮儿师傅，也太好说话了。
我当然也知晓此后的三轮儿大事，诸如向邻县邻省的扩张，擂得死人的传闻，不断变脸的规矩，大起大落的行市，忍无可忍的游行，绝地反击的状告政府……可我的本职工作本该为民请愿，却又不得不屈从于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三轮儿这一题材，就在我的苟且中淹没于纷乱的洪流中了。
老汪就不同了。
老汪才是一个有心人。
老汪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国人摸着石头蹚过纷乱洪流时的种种努力，种种抗争，种种苦痛，和种种无奈。
时代是宏大的，构成宏大时代的宏大事件是举不胜举的。然而，在小说里，再宏大的时代、再宏大的事件，也只能作为小说家宏大叙述的背景，因为小说家必须关注人，关注民众，关注人类，关注他们在时代浪潮下的生存走向和命运沉浮。
老汪做到了，他成功地为读者推送了一个时代人物形象：梅启辉。
蹚在纷乱洪流中的梅启辉，时而踉跄，时而摔倒，时而呛水，时而没顶，但他咬定，他发狠，他挣扎，他抗争。其身心在典型的汪式川腔川味、汪式幽默诙谐下，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剥了个精光，没得遮掩，没得粉饰，更没得拔高。梅启辉确实“霉”，还“霉起了冬瓜灰”。但他其实已经不是个体的他，他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的断面，一个时代断面中的你，我，他。老汪那走心的笔触，就那样戳扎在读者的心上；梅启辉艰难的脚步，就那样蹚踢着读者的神经；纷乱的时代洪流，就那样冲刷着读者的心境。
我们好像看见了骆驼祥子。但同样一身干劲、一心向善的祥子，最终被他那个时代挤压成了“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老舍《骆驼祥子》），而梅启辉虽然到头来也不得不收刀检卦、铩羽回乡，可他作为他这个时代的“强人”，却从个人的际遇中，收获了《中国农民的命运》《农村八大忧》《雁江市的三轮车改革怎么改》等看似痴人谈天似的悲壮思索。毕竟，时代不一样了，梅启辉的人生底色不一样了。
重拾道德良知、重建社会良序，是老汪中篇小说《嗨，三轮儿》力透纸背的疾呼呐喊。
有人说，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开启的是“整人模式”，国人的公德和私德都遭到了严重破坏。紧接着的经济搞活，开启的是“整钱模式”，没彻底肃清流毒的“整人”，跟来势汹汹的“整钱”之间，产生了些惯性勾连，所以社会一时显乱。此话不无道理。梅启辉的“强人”之心，只不过是想通过累死累活的劳作谋求生计，再就是想通过再投资三两部三轮儿改变一家子的生存状态。他跟那些给活鸡鸭灌肠、给猪牛肉注水、给米粮粒掺砂的不良商贩一比，高下立见；跟那些倒批条、傍老板、搞操作的官人一比，人鬼立现。
纷乱的洪流，泥沙俱下，沉渣泛起。梅启辉遭二杆子痛打、小阿飞敲诈、夜总会小姐诬陷，令人垂怜；来自城里人发自骨子里的冷漠、鄙夷和曲解，令人生痛；本是保护自身安全才奋起反击却被投进拘留所，想成立公会维护群体权利却差点被划归黑社会，到外地投资却被强权无情碾压而血本无归，为绷起自己最后一点“强人”尊严却被蛮横霸道的村支书“开除”了党籍，这更是令人生哀。但当梅启辉们遭到道德和秩序的双重挤压，灵与肉不可避免地发生撕扯时，梅启辉作为一个起码的“人”，却是立住了的。
也有人说，现代文明社会，应该提倡契约精神。也就是说，人是社会的，人与社会的丝丝缕缕间，都应用律条予以强制规定供所有人强制遵循。此话也不无道理。但必须指出的是，道德和良知是律条的基础，只有当道德和良知求得了社会最大公约数，才应该上升为律条；律条不是强权的强设，是已经发现的道德和良知，如此不断地发现和充实，才能使得社会和谐，积极，向上，向善。从这一点来说，道德良序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良序形态。要做到不断推进，靠的不是未卜先知和头脑发热，靠的是人类自身无尽的探索和无穷的智力。
社会的良序，是要避免苦难；文学的价值，常常在咀嚼苦难。两者的内核，却是一个共同的取向：悲悯。
老汪在《后记》中坦露了他的创作初衷：“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当时资阳的混乱状况折射出的是从官方到民间，人们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及执政者行政能力不成熟的表现，也是前进的道路上绕不开的弯路，即使今天看来有些荒唐可笑，也是可以谅解的。”
是的，当苦难的国家痛定思痛走出濒临崩盘的险境，当新生的国人摸着石头蹚过纷乱的洪流，庆幸，其实也已成了最大的悲悯。
老汪是悲悯的。
《嗨，三轮儿》是悲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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