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有必要刺激消费吗？怎么刺激？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一个地区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消费升级趋势会进一步加快——
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时，消费领域会发生什么变化？答案已有公论。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此后当地消费升级趋势会进一步加快、消费结构会进一步优化、驱动经济增长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对此媒体有过详细解读。如今更值得讨论的，是变局中的现实挑战。眼下，四川乃至全国都承受着需求收缩的压力。根据省统计局近日公开信息，2021年四川省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回升明显不足——需求不足，让“刺激消费”又成了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课题。
当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地方政府还有必要去主动刺激消费吗？当社会消费加速升级时，四川省相关刺激政策和举措是否也应该“升级”？□川观智库首席研究员 熊筱伟
受访专家回答：“有必要，又没必要”
这不是说学者间观点相互矛盾，而是强调对这个问题要视情况、分阶段而定
人均GDP都1万美元了，刺激消费还有必要吗？受访经济学家们的回答很有意思：有必要，又没必要。这不是说学者间观点相互矛盾，而是强调对这个问题要视情况、分阶段而定。
就当下来看，多数受访经济学家认为短期内刺激消费是必要的。
理由，和四川需求恢复不及预期有关。根据省统计局最新公开信息，四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只有6.4%，远没有达到疫情出现前、2019年时的水平，与投资、进出口基本恢复常态化增长相比，消费需求明显偏弱。
四川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数年前已超过50%。西南财大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毛中根、四川省区域科学学会副会长吴振明等学者都表示，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消费作为经济增长“压舱石”“稳定器”的作用会更加明显。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出于稳增长、稳就业等考虑，地方政府也应设法促进消费。
但就中长期来看，受访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当疫情结束后，没有现象表明地方政府，有主动刺激消费需求的必要。
从经济学理论出发，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消费需求增长是“自然而然的事”。
受访经济学家提醒，这里“增长”并非部分文献中说的“消费井喷”。多位受访经济学家表示，消费出现爆发式增长，往往是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而非1万美元时。
当前四川的消费需求增长，会更多体现为对“质”而非“量”的追求。综合中国消费经济学会会长杨继瑞、成都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任跃文观点，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对基础生存型（如衣食住行）消费的品质要求会提升，发展型（如教育医疗）和享受型（如娱乐）消费会增加，服务性消费占比会扩大。
从现实情况出发，四川人消费意愿较强，消费能力也在快速增长。
看消费意愿，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张罡告诉川观智库，四川人平均消费率（人均消费额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四川消费端需求旺盛。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四川实现消费新升级历程研判》一文提出，四川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在全国排名位次明显高于收入，且近五年四川居民消费增速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高于全国。
看消费能力，张罡特别提醒“人均GDP”不等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后者才是决定消费能力的关键指标。在查询近7年数据后，他发现其间四川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快于人均GDP平均增速，且前者与后者之比整体呈现增长趋势，“这当然是个好消息，说明四川在完善收入分配方式取得了不错进展。”
基于上述理由，多位受访经济学家谈到从长期来看，除个别地区（如老龄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和人群（如低收入人群）外，四川消费需求增长用不着地方政府进行专门引导和政策设计。
短期内刺激消费是必要的
当前背景下消费补贴政策效果存疑，建议地方政府考虑“换一种思路”
回到最开始“有必要，又没必要”的判断。如果说短期内政府有必要刺激消费，那该如何着手？西南财大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涵建议，当前可通过消费补贴、发放消费券等方式来刺激消费。多位受访经济学家的建议与之相似。
相比于传统的项目拉动，消费券和消费补贴有何优势？李涵认为项目拉动实质是收入拉动——通过项目投资带动居民收入，进而拉动消费。但其链条长、见效慢，既不能确保居民把新增收入都用于消费而非储蓄，也不能确保都用在本地消费而不外溢。相反消费券和补贴则能确保实现“刺激本地消费”目的。
类似手段，其实近年来省内多地已有过尝试。但受访经济学家提醒原有发放和补贴方式需要“升级”，核心是以“精细化”替代“广撒网”——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需求进行精准刺激。比如在相对发达地区，以汽车等耐用品消费刺激为主；而在相对欠发达地区，则更多考虑米面粮油等非耐用品。
对类似手段的有效性，也有受访经济学家提出不同看法。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贺俊告诉川观智库，中国不管高收入或低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都相对较低——换言之挣了钱不那么爱消费，储蓄率较高，“假如说政府给了家电消费券，人们更可能是把券用了，而不动自家储蓄，导致政策没有边际增量或增量较小。”贺俊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从刺激消费角度看，政府在工业品消费方面可发挥空间不是很大。相关政策意义或更多在于给社会弱势群体以补贴、减少疫情对中小工商业者影响等。
在梳理数据过程中，张罡注意到2021年四川基本消费品需求其实“很旺盛”，增速放缓的更多是需要与人接触的消费领域（如文娱）。在此基础上他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新年都给出了同一判断：四川需求恢复不及预期，不是需求端出了问题，而是疫情防控需要和消费升级冲动之间出现了不一致，“服务性消费增长是趋势，但它更多是接触性消费，在疫情中受到了很大抑制。”
省统计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俊林在谈到去年四川需求恢复不及预期时亦表示，“（去年）7月份、11月份省内两次疫情，再加上12月以来国内其他疫情发生，给消费市场回暖进程造成冲击。”
多位受访经济学家认为，既然不是需求端问题，那消费补贴政策效果是要打问号的。
张罡建议地方政府可考虑“换一种思路”——将用于消费补贴的资金转用于进一步提高当地疫情精准防控能力，“如果说当前消费需求主要受疫情影响，那么地方政府在精准防控方面加大投入、尽可能减少疫情对居民和工商业从业者的负面影响，就是短期内刺激消费的一个有效举措。”
长期看没必要主动刺激消费
要推动“潜在的购买需求”变成“现实的购买行为”，地方政府需要做好三件事
长期来看，地方政府没有主动刺激消费的必要，但有主动作为的必要。
这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消费需求固然会自然增长。但推动“潜在的购买需求”变成“现实的购买行为”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张罡将其归纳为三件事：一是改善分配，让社会创造的更多价值回到老百姓腰包；二是改善民生，增加相关投入以减少老百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当下消费意愿；三是改善供给，以满足消费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这三件事得到受访经济学家的普遍认同。
关于第一、二件事，川观智库将在《四川人均GDP1万美元后的趋势与对策研究报告·分配篇》中进行探讨。关于第三件事，陈新年进一步提出，当前消费需求受到抑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老百姓对中高端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但国内市场却不能满足需要，“为什么要跑去日本买电饭锅、智能马桶盖，就是这个原因。”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四川中高端消费：持续走热 继续挖潜》一文提出，受制于诸多因素，四川中高端消费潜能难以有效释放。其中重要一点是“市场供给及消费环境有待优化……自身个性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因市场供给缺失而经常性得不到满足”。公开信息显示，2021年成都市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增长57.2%。
改变供需错位，就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显然是一项长期工作。不过多位受访经济学家提醒，如果说抓重点，四川当前应更多关注提升服务性消费供给的质量和灵活性。
为什么是服务性消费供给？除“人均GDP1万美元后，服务性消费占比会扩大”的理由外，李涵进一步解释：传统商品具有贸易属性，因此会面临来自外地产品的激烈竞争；而服务通常是不可贸易的，只能靠当地提供——这意味着本地市场对中高端服务的巨大需求，是本地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的巨大机会。
具体怎么干？李涵建议成都利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机会，加强人员流动和集聚——人员集聚是提升服务质量的重要基础。各地也应围绕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城市集聚作用。此外，他和西南财大消费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恩碧都提出要通过数字赋能来优化本地服务业供给效率和质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发挥好引导作用。
围绕服务性消费供给，多位受访经济学家建议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和加大开放程度，引导更多民间资本进入服务性消费领域；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如支持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加大高端服务业人才引进力度。
围绕促进消费需求释放，陈新年建议地方政府要主动梳理“堵点”，包括推动消费环境整治，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确保消费者投诉渠道畅通和有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避免企业创新积极性在不断被山寨、被模仿过程中消耗殆尽；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区域市场一体化，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等。任跃文表示根据公开数据，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居住消费长期占比较大，对居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形成挤出效应，建议加强房地产市场预期引导，落实租购并举等措施以减轻居住压力，提升居民消费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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