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教授周裕锴：20年心血凝成250万字《石门文字禅校注》
川大教授周裕锴： 
周裕锴与他的著作。
周裕锴著《石门文字禅校注》。
周裕锴
【人物简介】
周裕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学会会长。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潜心唐宋文学及禅宗文化研究，精研惠洪《石门文字禅》20余载，出版有《宋代诗学通论》《石门文字禅校注》，参与编著《苏轼全集校注》等。
2021年夏，一套10册共250万字《石门文字禅校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看到自己历时近20年完成的这份成果，周裕锴感慨良多：“我不能说它凝聚20年的心血，而更愿意说它蕴含了20年的快乐。发现疑难，解决疑难，就如一次次办案侦破，其间乐趣心下自知。”
有人告诉周裕锴，《石门文字禅校注》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册数最多的一种，“若属实，也从侧面说明我的校注用了不少工夫。我要感谢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安平秋先生，当年古委会将此纳入资助项目。我还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办公室。”
20年倾心北宋名僧诗文集 用阐释学眼光从事古籍校注
周裕锴涉足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多年，学术经验丰富，这部校注也是他有意用阐释学眼光从事古籍校注的一次尝试。“至于是否成功，有待学界朋友检验。惠洪在《和陶渊明归去来词》中有‘弓精尽于九年，履考祥于一丘’两句，大概就是我此刻心情的写照。忽然又想起贾岛的自白：‘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我虽不至于像贾岛那么苦，却还是希望有知音欣赏，这也是人之常情。”
《石门文字禅》是一本诗文集，共收古近体诗（含偈颂和词）1658首，各体文534篇。作者惠洪是北宋一个著名的和尚。据各种僧传、书目、方志记载，惠洪一生著述有20多种，180卷，去其亡佚和重出，今存著述尚有10种104卷。惠洪的诗文集《石门文字禅》正是他整个撰述理念以及写作内容的集中代表，显示出僧人借鉴士大夫文学传统而交融儒释的自觉努力，同时还提供了一个挣扎于出家忘情与世俗多情之间的诗文僧的绝佳样板。
在周裕锴研究看来，惠洪的诗文创作主要继承了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元祐文学传统，同时借鉴禅宗的思维方式及部分语言特点，文字与禅的双向交流融会，使他成为宋代禅僧文学书写的典范。惠洪的文学观念受苏轼影响很深，主张“风行水上，涣然成文”“沛然从肺肝中流出”，写作诗文常以快意为主。佛学义学经论的博辩无碍，禅宗语录的灵活通透，则从认识论方面给他的写作以更多的助益。惠洪诗文在他生前就已被传抄。《石门文字禅》在他死后由其弟子觉慈编成。
周裕锴指出，与一般诗僧相比，惠洪诗无清瘦寒俭的“蔬笋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风格豪放，颇为当时及后世论者推崇。惠洪既致力于佛教论疏、禅门旨诀、僧史僧传、禅门笔记、语录偈颂的撰写，又流连于世俗诗文词赋的创作与诗话、诗格的探讨，甚至偶尔旁及儒书注释。论题材则包括咏史、咏物、赠别、纪行、纪事、登览、雅集、节序、读书、论诗、题画、谈禅、说理、书怀等等，尤善写世俗与方外的日常生活。论体裁则包括五古、七古、五排、五律、七律、五绝、七绝，甚至六言绝句。六言绝句有90首，其数量居北宋诗人第一。注释中力求以《石门文字禅》具体作品为原点，揭示出诗学上的某些理论问题。
到了明代晚期，惠洪的影响变得更大。《石门文字禅》的宋代各本皆久已亡佚，刊刻情况不详，今存最早版本是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径山寺刻本，今见各种《石门文字禅》都出自这一版本系统。惠洪诗文早在南宋就传至日本，在室町时代五山禅僧文集中，常能看到对其诗文的征引评论。宝永六年（1709年）日本曹洞宗僧人廓门贯彻《注石门文字禅》刊刻问世，其注底本虽出自万历本，但它是中日学界迄今为止《石门文字禅》的唯一注本，承载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成果。
研究中国古代典籍 中国学者不能落后于日本学者
2012年，张伯伟等人整理校点《注石门文字禅》由中华书局出版，嘉惠中国学林，为功匪浅，对于宋代文学、禅学、域外汉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周裕锴也指出，“廓门的注释受制于其时代、地域及知识结构的局限，多有纰缪疏漏，其对于儒释的‘古典’尚能征引，而对于北宋士林、禅林的‘今典’则多付诸阙如。而中华书局整理本在文字校勘和标点断句方面，尚存在不少讹误和可堪商榷之处。”
2001年，受浅见洋二教授邀请，周裕锴前往日本大阪大学担任两年客座研究员。在此期间，他和浅见洋二教授一道组织《石门文字禅》读书会，与几位日本学者和访问的中国学者以及日本的一些博士生一起研读。效果很好，但进度较慢，读了两年一卷还没有读完。这次读书会也激发了周裕锴的一个想法，既然这套书影响这么大，又有很多人不容易看懂，不如自己把这部书重新校注一遍，尽可能给读者呈献上一部更为完善、更便于阅读的新注本，使惠洪诗文集的价值更清晰地展示于世。
立下心志之后，周裕锴说做就做，他对自己还是有信心。毕竟自己长期研究宋代禅宗文学，又有参加《苏轼全集校注》的经验，而且大数据时代又带来古籍检索的便利条件。同时他心里也暗自铆着一股劲儿：“作为中国学者研究《石门文字禅》这样的中国古代典籍时，至少不能落后于日本学者吧。”
《石门文字禅》虽是刻本，但系抄本翻刻，有不少文字上的错误，校注时除了用对校法勘证异同外，周裕锴还采用了多种方法。比如本校法，以本书前后内容互证，定其正误高下；他校法，以惠洪其他著作或他人著作校对本书；理校法，根据上下文文意，综合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修辞学，以及宗教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各方面证据，校正不成辞的文句。“这些都算是将我提倡的互文性阐释付诸实施。”
虽然信心很足，但具体操作起来，难度之大、费时之长，也是周裕锴一开始没想到的。他原本预想几年就完成，“实际上却像一个无底洞。由于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有固定的时间期限，我就多次申请延期，直到2016年才完成初稿。验收催得紧，我就只好先把初稿拿去评审。当时几百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一起评审，其中有20个得评优，我这个初稿就是其中一个优。”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徐语杨
实习生李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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