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专家谢桃坊：宋词可传达中华民族情感的某种历史
词学专家谢桃坊： 
谢桃坊在书房。
《中国市民文学史》
46岁进入四川省社科院从事专业研究，谢桃坊的学术职业生涯起步，可以说是有点晚了。但凭着多年读书自学打下的坚实基础，他很快就适应了学术环境，表现出强劲的科研实力。
致力于词学研究并乐在其中
1980年代初，当时国内的词学研究才刚刚起步，很多领域还是空白。谢桃坊的第一篇词学论文《宋代民间词论略》在《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发表，迅即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1983年，他又相继发表了《略谈梦窗词与我国传统创作方法》《宋代歌伎考略》《试论宋末婉约词的爱国主义思想》《张炎词论略》四篇论文，在词学界产生了颇大影响，得到词学大家唐圭璋和施蛰存的赞赏。
谢桃坊很重视对词谱的研究。他认为，自清初以来，学术界有关词体的起源、声诗与词的区别、词调的分类、词体的定格与词调的标准，种种问题引起的争议，皆出于缺乏高度学术规范的词谱所致。为此他先后发表了《词谱检论》《唐宋词调考实》《〈词谱〉误收之元曲考辨》等文章，对历代词谱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辨析。为指导年轻人填词，他还出版过《唐宋词谱粹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撰写55万字《唐宋词谱校正》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重新对唐宋词谱增补、考订和辨析，整理出一部具有当代学术水平的词谱，力图为词学研究提供科学规范的谱系。
《宋词概论》（1992年初版，四川文艺出版社）和《中国词学史》（1993年初版，巴蜀书社）两部专著，是谢桃坊重要的词学研究成果。在《宋词概论》中，谢桃坊详细论述了晏殊、柳永、欧阳修、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刘克庄、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名家词作。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他打破那种面面俱到、陈陈相因概述式的论述，力求突出每个词人艺术上的主要成就以及词史上的主要贡献，从而提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充分表现出求实务真、求变创新的学术个性。
在《中国词学史》中，谢桃坊对词学史上的重大问题——词论、词评、词律、词乐、词家研究、词籍整理和词史研究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详细探讨。这也是谢桃坊自认为最成功的一部著作。
丹麦著名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一书中提到一个观点：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学，如果是完整的，就可以从中看到这个民族或者国家的情感历史。谢桃坊多年致力于词学研究，乐在其中，“从中可以看到宋人的情感历史，以至于中华民族情感的某种历史。”
从研究柳永出发写出国内首部市民文学史
顺着宋词的研究，谢桃坊还发掘出一个与宋词相关的新研究领域——中国市民文学。1985年春天，在研究柳永这位北宋著名词人时，他直觉地注意到柳永与北宋新兴市民思潮的关系。尤其是柳永被普遍认为“接受了都市市民思潮的影响，因科举落第而不可能进入统治阶级的上层社会生活，只得加入了都市民间通俗文艺的队伍，为下层民众写作”。
这给了谢桃坊灵感，“中国市民文学”这个概念，非常值得深入探究一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通俗文学勃兴，文学大众化趋势明显。那么，当下的通俗文学与历史上的市民文学的关系是怎样的，能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某些规律并进而探究其深层的文化原因吗？
于是，谢桃坊一头扎进市民文学相关资料素材的搜集工作中。研究市民文学，并不容易。宋以来流行于都市的各种通俗文学，包括话本、歌词、诸宫调、戏文、杂剧、散曲、传奇、花部、时调小曲、花鼓词、弹词、子弟书、拟话本，以及历史演义小说、艳情小说、青楼小说、武侠小说等等。若要对其中每一种文学进行深入研究皆非易事。这样，每一个问题都得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但凭着兴趣和勤奋，最终，谢桃坊完成了《中国市民文学史》，1997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作为国内第一部市民文学研究专著，该书首次对文学史上不大为人所注意的话本、讲唱文学、戏文和小说等与市民密切相关的文学知识进行了系统研究，其学术价值和生命力至今依然旺盛。之后，2003年、2021年两次修订再版。
专与精辩证法使学术生命常青
从1981年进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谢桃坊专业从事古典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尤其是致力于词学研究，已有40余年，他也成为当下学术界公认的词学研究专家。但是词学并不是他唯一关心的领域。凭借雄厚的学术功底及浓厚的学术兴趣，他在国学研究、苏轼研究、敦煌学、客家学等领域，也均有不俗成绩。比如他写的《苏轼诗研究》作为巴蜀书社《宋代文学研究丛书》第一种推出，主要探讨苏轼诗的艺术成就。他还曾到成都东山地区进行多年的田野调查，撰写并出版了《成都东山客家人》《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两部客家学专著，发表了10多篇客家学研究的学术论文。
谢桃坊退休多年，依然思维活跃，笔耕不辍。他将之归功于自己进行了合理的学术研究转换，“长久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犹如开发矿产一样终有尽时，或专业研究告一段落时，必然由疲劳与过于熟悉而缺乏新鲜的感觉，导致失去灵感和想象，难以发现新的学术问题，甚至可能出现江郎才尽的现象。这个时候，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与学术兴趣，在牢固的专业基础上略使研究园地扩大，向邻近的领域转移，就可以保持新的感受与产生新的创造力，也就可能出现新的成果。”
在谢桃坊看来，学术研究中，存在一个博与专的辩证关系，既要有专精的研究领域，又要有广博的知识体系，“大学者不同于大专家的区别，就在于大学者比较广博，可以跨几个学科。但我们现代所生存的文化条件有新的特点，已很难再出现百科全书式的通才大家。像胡适、王国维还有梁启超这样的大家，我们这个时代出不了。因为学术的发展越来越细密，越来越深入，出专家的可能多。”
写通俗文章比写论文还要用功
读谢桃坊的著述，能感受到，他的行文有缜密的文法和清晰完整而复杂的长句，典雅明净、平实准确。即便是长篇论文，读起来也不会感到吃力，反而引人入胜娓娓道来，仿佛与人促膝谈心。这是很多学者都做不到的。
谢桃坊写的《诗词格律教程》，销量极好。出版社透露，有电商平台每天能卖出去80本，卖得最多时一天110本，他们不断地印。这跟他写作的风格有很大关系。
谢桃坊很清楚，自己从事学术写作，最终面对的还是读者，“我的读者，基本上定位是大学生，同时要做到高中生可以看。这就要写得通俗流畅，要讲究文笔，市场上有销路，同时必须有学术价值。”
他在通俗杂志《古典文学知识》上发过40多篇文章。通俗文章并不好写。谢桃坊说，他写通俗文章比写论文还要用功，多加锤炼，力求流畅、有趣，“好多年轻人就是读我写的通俗文章，从而喜欢上我的专门著作的。”
对于自己的研究路径，谢桃坊总结为：“从事实探学理，以明辨求真知。”研究学术问题应该是以事实做基础，事实否定不了，从事实推导出的结论就能站得住。切忌发挥空洞的理论。
谢桃坊有手机，但基本上打不通。因为他只在自己需要跟人联系的时候才开机，联系完马上就关机。
他现在依然用纸笔写作。在谢桃坊的书房里，能看到有一书柜的卡片，分成格子，像中药药材铺一样，每个格子上面贴上“现代词学”“理学”“哲学”“苏诗”“市民文学”等等。卡片上有摘录有索引。这种写作方法看似落后、费事，但谢桃坊认为自有其优长，“它可以使研究的心得充分精细地表达，而且常有命笔快意之感。我所积累的专著和论文的第一手稿基本齐全，也许将来会是稀罕的文物了。”
与智能通讯工具保持距离，但谢桃坊并不害怕信息落后，“我最近跟一个年轻朋友说，我像《廊桥遗梦》里最后的牛仔。但是跟我打交道的年轻朋友，会发现我的观点并不比他们落后。我觉得我的现代性观点可能还在年轻人前面。”
从谢桃坊那里，或许能给我们一个提醒：思想性的新锐，与信息的及时没有必然联系。我们对信息落后的恐惧，可能是一种夸大。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徐语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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