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 ◎钱逊
我生长在战争的年代。1933年，我生于北京，1938年，我五岁时，因抗日战起全家迁往苏州。此时父亲随学校南迁，先到昆明，后去四川；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人留在苏州。父亲(史学家钱穆。编者注)从后方回来时我已十五岁，读高中二年级。从我记事起到开始思考人生选择人生道路，这一生中的关键时刻，都是在母亲的养育下走过的。
母亲对我的教育，现在回想起来，不记得曾讲过多少道理。印象最深的是，她总是向我们讲，我们是书香门第，你们的父亲是一位名教授，他是完全靠自学成功的。用父亲的榜样来教育鼓励我们好好学习。那时尽管我对父亲和他的学术成就没有什么具体的了解，但父亲是一位靠自己苦读而成名的教授这一点却已经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了。要像父亲那样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成为我幼年和少年时期的一种向往和追求。
母亲还给了我们一项特殊的教育，就是读古代经典。还是我上小学的高年级或刚上初中的时候，母亲曾请在中学任教师的大阿姨在假日教我们弟兄几个读《孟子》《左传》。我年龄小，只是跟着背。不过现在想起来，这对我日后的学习和成长，在许多方面还是有很多好处。母亲的教育多是正面的；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和颜悦色的，没有受到过母亲严厉呵责。尤其是在我们年龄渐长之后，她对我们更是支持多于管束。生活在沦陷区，日军的暴行曾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沦陷区百姓欢欣鼓舞，普天同庆。记得大哥曾精心地做了一件竹刻，刻的是“永享和平”四个字。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接收大员的“五子登科”，美军吉普的横冲直撞，内战烽火再起；物价飞涨，不少同学家庭经济困难，无力负担学费……京沪等地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苏州军警也如临大敌。当时我在苏州中学读初中，在校住宿，记得一天早晨竟赫然看见机关枪架到了校门口。环境使人早熟，迫使我们不再无忧无虑地学习，更不再天真地陶醉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开始关心时局，思考国家大事。这时我接触到进步学生、进步书籍，接受他们的影响，也开始参与进步学生的活动，最后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地下组织。那段时间我和哥哥常在星期日和假日参加一些读书会之类的活动，也有时晚上不回家，住在同学家中，母亲从不干涉、阻拦。1949年春，形势紧张，学校里也有同学被捕。有的同学曾到我家暂躲，母亲并不细问缘由，只是以母爱热情接纳了他们；还给我们每人几枚银圆，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
在当时，对于母亲的教育，自己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可是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回想起来，却深感我这一生后来的成长，实在都和母亲的教育分不开。还有一点要提到。抗战八年和胜利后的四年，生活是艰辛的。母亲当时任小学校长，工薪微薄，父亲从后方汇回一些生活费，常常不能按时收到。母亲要支撑一个家，要保证我们五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付出了全部心血。后期物价飞涨，领了工资必须马上换成实物，以免贬值。可是所有这些，母亲从不让我们知道，她只是默默地独自承受一切，而我们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学习成长。
我有一位有名的父亲，母亲却是默默无闻的。人们常说我是家学渊源，我总感到十分的惭愧。因为种种原因，我直接受教于父亲很少。只是到了知命之年，才从头读父亲的书，了解父亲和他的学术。家学渊源云云，我是不敢说的；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则是重要的。家庭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由默默无闻的母亲和有名的父亲所共同给我的。在我一生最重要的幼年和少年阶段，是母亲的教育引导了我；而在我后半生，父亲通过他的著作给予我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是他们共同塑造了我的生命。
《钱穆家庭档案：书信、回忆与影像》,钱行、钱辉/编，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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