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良高：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认识三星堆
【编者按】三星堆考古发掘的最新发现，将公众的目光再一次聚集到考古活动上来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考古学是什么？考古发掘是怎么进行的？考古学的研究有可能回答哪些问题？……带着如许疑问，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织“考古新识”系列，邀请校内外历史考古文博领域的相关学者撰文，以三星堆考古的新发现为契机，与读者一起进行一次考古之旅，以期透过对考古发现的观察，认识考古发掘观念与技术的发展变化，更是能触摸到考古学工作与研究的价值。以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的文章《从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角度认识三星堆考古发现》。
三星堆博物馆
1986年，三星堆两座祭祀坑的发掘，出土了庄严而神秘的神像雕塑、巨型青铜面具、黄金面罩和青铜神树等大量文物，震惊了世界。由于这一发现超出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化与文物的一般认知，引起了社会与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对于其性质与来源，众说纷纭。今年三星堆祭祀坑的再次发掘，借助现代网络传播手段，又一次掀起三星堆考古发现的讨论热潮。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铜纵目面具（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官方网站）
一我们知道，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存和文化现象自身不会说话，不会告诉我们它的时代、功能，背后的人类行为、思想观念和历史文化意义，需要通过考古学家的解读来呈现。只有通过解读的古代遗存和文化现象才能成为我们认识历史、构建历史叙述的史料，正如路易斯·宾福德所说：“考古学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现在对静态实物材料的观察逐字逐句地翻译成动态的过去生活，以及了解这些材料形成并保存到现在的历史条件。大部分考古学家感到这个挑战相当艰巨，难以克服，因为它要求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和物质世界的关系。”
我们一般利用古代文献记载、自己的经验和认知，以及其它学科知识来对考古发现做出自己的解读。由于个人的立场、观念、对不同理论的选择、对古代文献记载的理解与选择、个人的经验与认知方面的差异，我们对同一古代遗存和文化现象，往往会做出不同的解读。对于三星堆古代遗迹和出土文物的来源与性质的认识，正是如此，众说纷纭。例如，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在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之上，既吸收了中原殷文化的因素，又可能吸收了来自西亚古老文明的因素”发展而来；有学者提出三星堆出土青铜雕像与黄金权杖“并非土著文化，也不来源于中原文化”，有可能来自华南濮越系，也可能来自西北的氐羌系；还有人说，神像、神鸟生命树、黄金面具和权杖、象牙和海贝等出土物证明三星堆文化的上层统治者及其信仰来自“西亚文明共同体”（该共同体涵盖古埃及人、苏美尔人、闪族人和印欧人等）；更有人提出三星堆文化主要属于犹太文明，来到中国的以色列人构成了中国的夏、商、周；甚至网上还出现三星堆文明是外星人创造的离奇观点。这些观点虽然有些有一定的道理，但多数是耸人听闻，尽管迎合了公众的好奇心，实际上往往是时空错乱，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由于随意联系，过度想象，这些观点自然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对。
当然，由于这些考古发现超出了我们对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传统中国古代文化和出土文物的一般认知，比如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化缺乏偶像崇拜和神像制造传统，公众依据自己的朴素经验、一般认知和想象来做出自己的推测和解读，是可以理解的，但正如有专家所说，我们不能因为一种古代文明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就认为它是外星文明或外来文明。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和研究的深化，我们将逐渐认清它的来龙去脉，对它的解读也会越来越科学、合理。
1980年三星堆遗址出土陶盉（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官方网站）
二在现有的条件下，对于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我们如何做出一个有科学依据的、合乎逻辑的合理解读？
首先，如果存在可信的古代文献记载，可以为我们提供科学的解读依据。可惜的是有关四川盆地早期历史记载的文献《华阳国志》成书晚，充满了大量神话传说性质的记载。虽然这些传说可能有某种真实历史的影子，但我们很难依据该书所记载的历史对三星堆考古发现做出科学、准确的解读。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科学地解读三星堆考古发现，我们认为必须将这些发现置于其所处的时空框架、时代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中去分析研究，即情境分析法，而不是脱离时空框架的天马行空的想象。这也是专业考古学家与一般公众的思路差异。
人类的文化创造是复杂的，不同的自然、文化环境可能出现相似的文化现象，相似的文化现象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可能有不同的功能与性质，解读古代文化遗存离不开它所处的文化、社会背景。情境分析法就是将研究对象放到它所处的特定环境中去分析、理解，正如伊恩·霍德所说：“在情境之中，器物通过和共存的其他器物的关系和对比获取象征意义。脱离情境的客体是不可读的。”对器物的研究如此，对文化现象的研究也是如此。
情境分析法不仅是对考古发现作出合理解读的方法，还是判断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合理性的一种方法。为什么将墨西哥帕伦克（Palenque）玛雅遗址大墓中石棺盖上的雕刻图案解释为操控火箭的古代宇航员形象不可信？因为这种解读将解读对象抽离其背景环境，忽略了所有其他相关的玛雅艺术和符号证据——服装、数字的位置、树的形象和最终确定雕刻出的人物即埋于石棺中的统治者的象形文字等等，明显与当时的情境不符。
从情境分析法角度认识三星堆考古发现，我们赞同霍巍教授提出的“观察三星堆有三个重要维度”的观点，即自身发展脉络的维度、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的维度和世界古代文明视野的维度。
从发展脉络看，三星堆文化有一个清晰的形成与发展谱系，不是无源之水，天外来客。从成都平原早期的宝墩文化和长江上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中，可以找到与三星堆早期文化相似的因素，它们是三星堆文化的源头之一。紧接三星堆文化的金沙文化虽然新出现圈足罐、敛口罐、高领罐、圈足盆、平底盆、尖底罐、尖底杯、尖底盏等器物，但也继承了小平底罐、盉、壶、瓶、觚形杯、高柄豆、鸟头等三星堆文化器物，显示出彼此之间的传承关系。此后的东周时期蜀文化又继承了金沙文化的诸多文化传统。
从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看，早期，三星堆文化中的兽面铜牌饰，盉、豆等陶器，璋、戈、圭等玉器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物极为相似，当是从二里头文化中传来。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铜器尊、罍在样式和纹饰上均与中原商代同类铜器一致。从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来看，也使用的是中原三代文化所特有的范铸技术。碳十四测年显示，两地文化之间在年代也大致相当。从青铜器出土情况看，在巫山双堰塘大昌镇大宁河畔、宜都陆城镇王家渡遗址、湖北江陵岑河镇陈龙村、汉中城固铜器群中都发现了类似的尊、罍，说明三星堆文化通过峡江地区的东线和汉中地区的北线与中原地区商文化进行交流互动。
据文献记载，商末周初时，蜀人曾参与周人伐纣灭商的战争。进入西周时期，四川盆地的蜀文化不仅出现有周文化风格陶器、铜器，如罐、盆、罍、尊、觯、戈等，还将自身文化扩展到关中地区，如宝鸡地区的西周鱼国墓地被认为属于蜀文化的分支遗存，出土了诸多三星堆文化与金沙文化的特色器物，如尖底罐、青铜人像、青铜短剑、与三星堆金杖上图案内容相似的族名——“弓鱼”等。
进入东周时期，四川盆地的文化先是受到东方楚文化的影响，随着秦国灭蜀，又接受秦文化的影响，逐步融入华夏礼乐文化圈之中。到秦汉时期，最终完成“多元一体”的华夏化过程。这一融合过程，在新都、成都蜀王墓和双元村东周墓地的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到。
从世界古代文明视野的维度来解读三星堆考古发现，原则上是对的，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还存在太多的缺环，有待于世界各地，尤其是与三星堆文化相关的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体系的完善。比如，有人提出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和象牙来自南亚，进而推测三星堆文明与南亚地区关系密切，三星堆很可能通过身毒道和西亚进行商贸，西亚和南亚的货物和文化顺着这条道路进入四川乃至中原，中原和四川的特产、文化也随着这条道路对南亚、东南亚、西亚产生影响。不过，迄今为止这种观点还缺乏四川与南亚之间中间地带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支撑，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云南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最早大约到西周时期，是否存在与三星堆文化和南亚地区古文化大致同时并承担了两地文化传输通道作用的考古学文化，尚没有线索，因此，所谓三星堆文化与南亚地区的联系，只是一个大胆的假说，还无法求证。实际上，根据考古发现和甲骨文记载，商人已广泛使用海贝，商代的中国南方尚常见大象，三星堆文化的人未必需要到遥远的南亚去获取海贝和象牙。
同样，随着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古代文化与西亚、中亚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关系日益受到学术界的肯定。麦、家养牛羊、冶金技术、马与马车等在中国的出现，很可能受到了西亚、中亚古代文化的影响，但其中的许多环节还有待填补。至于偏居中国西南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的统治阶层是否来自西亚甚至埃及，更是因缺环太多而无从谈起。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人首鸟身像（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官方网站）
三欲科学认识以青铜神像、面具、神树、金面罩、金杖和象牙等为突出特征的三星堆文化的宗教信仰体系和文化现象的来源，我们不应远眺南亚、西亚，甚至到地球之外去寻找答案，而是要回到三星堆文化自身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情境之中。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三星堆文化所在的长江流域，梳理其地域文化传统，就会发现三星堆文化的宗教信仰体系和独特文化现象并不是无根之木，而是孕育自长江流域的区域文化传统和历史之中。
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湖南高庙文化，就出现了以神面、飞鸟和“十”字图案等为象征的太阳崇拜和祭祀广场。距今4500年的安徽凌家滩遗址不仅有祭坛，还有玉雕人像、八角星纹图案玉板和玉龟、玉板组合套件，其中的6个小玉人三跪三立。在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中，祭坛在诸多遗址中存在，良渚文化大型墓葬中出土的玉琮、玉钺和玉璧上雕刻的神兽组合纹和鸟纹显示当时社会盛行某种神像制造传统和太阳崇拜。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塑和玉雕神人像，江西新干大洋洲、湖南宁乡、湖北随州羊子山等地出土的商周时期神人造像，都显示长江流域存在浓厚的鬼神信仰氛围和神像制造传统。直至东周和秦汉时期，神人形象仍常出现于楚地的帛画、青铜器和棺椁装饰图案中。广泛存在于南方两湖、江西、安徽等地的独特的非墓葬出土青铜器现象与三星堆埋藏器物坑也有相似之处，反映出某种相似的宗教信仰传统。如果我们再看反映地域文化信仰传统的文献记载，也会发现出现于长江流域的《楚辞》、《山海经》充满了神秘的巫鬼信仰色彩，而出现于中原地区的《诗经》具有理性的祖先崇拜色彩，发挥着支持宗法制度的政治功能，两者在内容与风格上存在明显差异。
综合以上历史信息，我们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到两周时期，长江流域一直存在一种浓厚的巫鬼信仰和为神、巫造像的传统，并延续至汉代。这与《淮南子·人间训》中“荆人鬼，越人禨（高诱注：好事鬼也）”和《汉书·地理志》中“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信巫鬼，重淫祀”的记载是一致的。这一传统通过汉朝的统治集团甚至影响到汉代文化的诸多方面。
从这一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看，三星堆文化中以青铜神像、面具、神树、金面罩和金杖等为代表的文化现象正是长江流域巫鬼信仰体系和神、巫造像传统的表现和影响结果，只不过是某种权力支持下的一种夸张表现和对社会资源的极度集中与消耗，反映了一种明显的神权政治社会文化面貌。这种高度发展的神权政治最终败于通过系统的礼乐文化所呈现的具有成熟世俗政体和理性务实风格的中原两周文化，并融入华夏文化体系之中。随着巴蜀文化融入“多元一体”的华夏文化体系之中，礼乐文化大传统在四川盆地取得主导地位，传统的巫鬼信仰只能残存于民间信仰之中，成为当地的文化小传统，与之相关的神像铸造之风也随之衰落，三星堆文化成为我们似乎难以理解的“失落的文明”。
将三星堆文化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长江流域文化传统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令人震撼的文化现象并不是无源之水，而是传承有序，变化有因的。当然，我们在强调对三星堆考古发现做科学解读的同时，也必须承认解读的相对性与多元性。由于人性的复杂，认知的差异，考古的局限，时间的远隔，文化的不同，总有一些现象难以被合理地解释，提出的解释也不会被所有人认同。考古之谜无处不在，这也正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美）戴维·利文斯通·史密斯 著，李怡萍 译：《我们为什么说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2，（美）路易斯·宾福德 著，陈胜前 译：《追寻人类的过去：解释考古材料》，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3，伊恩·霍德、司格特·哈特森 著 徐 坚 译：《阅读过去》，岳麓书社，2005年12月。
4，霍巍：《揭开三星堆神秘面纱的三个观察维度》，https：//news.gmw.cn/2021-04/12/content_34756298.htm，《光明日报》2021年4月12日。
5，朱大可：《华夏上古神系》，东方出版社，2014年6月。
6，吉野彩美：《中日非墓葬出土青铜器现象比较研究》，《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7，徐良高：《中国三代时期的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以神人像类文物所反映的长江流域早期宗教信仰传统为例》，《考古》2014年第9期。
作者简介：
徐良高，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曾获聘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商周考古和考古学理论研究，现主持西周都城——丰镐、周原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主持的考古发掘项目曾获评2010年国家文物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考古六大新发现”等荣誉。研究成果曾获第二届胡绳青年学术奖。迄今已出版学术著作3部，论文与考古报告100余篇。代表作有专著《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丰镐考古八十年》，论文《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陕西扶风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认识》、《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中国三代时期的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考古学研究中的解读与建构》、《文化理论视野下的考古学文化及其阐释（上、下）》、《由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关系再审视看二里头文化研究》等，考古发掘报告《1997年沣西发掘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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