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川”成就 “新四川戏”
清代绘画中的戏曲搬演
郭勇
当四川历史进入清代时期，意味着进入又一个“新四川”的时代。经历改朝换代，战乱消弭，在政治一统、经济一体、文教同源的宏大背景之下，他省移民的徙居改变了四川汉族社会的族群结构。凡属川人的籍贯问题，“土”“客”之分，“新”“旧”之分，“南”“北”之分，只是相对而论。自古以来，不断有民族迁徙和移民入川，千百年来的民族融合和文教同化，古代的巴蜀先民，早已渺无考迹。距离清代移民填川最近的一次大移民，就有明代“奉旨入蜀”和自发迁川的移民，到了清代，他们已经成为四川“土著”。来自东西南北的外省移民，经过几代人在地与融合，最终成为“完全的四川人”，“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
“五方杂处”的外来移民，虽然乡土情深、乡音各别，在落地生根于“新四川”之后，成为“新四川人”。“各自耕种，安分营生”，经过百年的生息，清代初期地广人稀“千里无烟”的四川，到了清中期有了“人满为患”之说，蜀中“开垦殆遍，几于野无旷土”。四川人口的大发展推动了“新四川经济”的繁荣，正如《温江县志》所描绘的“城镇田庐，载筑载兴，鸡鸣狗吠，声闻四野，休养生息，浸及百年”。城市乡镇的兴起、行帮商会的发达，成为四川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
随着四川人口的增多，四川经济的复兴，带动了四川文教的振兴，清代四川“书院之盛，超轶前代”。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新四川文化海纳了本土的巴蜀文化，以及外来的秦陇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客家文化……使其更加丰富多元。由此，促进了新四川艺术的繁荣发展，以皮影戏（灯影戏）为例，湖北皮影随着人口的迁徙，传入四川北部并衍生出川北的土灯影，陕灯影传入四川后衍生出川北皮影、渭南影子，不同的皮影艺术最终汇流至成都，从而形成了成都皮影。
清代初期，花雅艺术传入四川，在新四川的宏大主旨下，受新四川人、新四川经济、新四川文化的整合与推动，得以泯南北之畛域，变风俗之差异，统一成为包容与共存的地方戏曲艺术，成为新四川人的精神所系、生命所系、生活所系，成为新四川艺术的代表之作。
对于新四川戏——这里专指作为四川戏曲杰出代表的川剧，需要进一步明晰它所蕴含的内在和外在的代表意义。
其一，川剧是代表四川的戏曲。川剧艺术在地的地域，既是山川地理的四川，也是行政疆域的四川，川剧在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覆盖面和辐射性，远远超越了其他在地的戏曲形态，北到汉中平原的陕南九县，南到云贵高原的滇北、黔北，西至川西高原汉藏交集地带，东至夔门以东的鄂西山区，既占据了各个中心城市的主流戏场，也深入乡镇码头直达农村地区。
其二，川剧是代表四川人的戏曲。它由四川优伶搬演、由四川戏班组织、为广大四川人所接受、所欣赏、所喜爱，成为四川人难以割舍的乡音、乡情和乡俗，它在西南地区拥有最大的观众群体，从达官贵胄到贩夫走卒，从大学士到乡野村夫，各取所好，各有其乐，成为可雅可俗、上得庙台下得野台、公众娱乐与高雅享受的综合体。
其三，川剧是四川语言及风俗的代表。它采用西南地区广大民众最流行、最易懂的语言文字四川官话，得以流传多省，也入乡随俗采用“乡音”“土谈”，深入各个方言区、方言岛，包括湘语、闽语、客家语群体之中。它吸收并采纳了传统社会中最久远、最根本、最普适的风俗习惯，将戏曲搬演与地方民俗合于一体。
其四，川剧是戏曲艺术集大成的代表。它兼容了南腔北调、花部雅部，综合调和、共生集成了一个具有自主本体的地方戏曲剧种。引用民国时期贺金吾在《漫谈川剧》中所评价的“人是东西南北之人，戏也是东西南北之戏，所以腔调百出，川剧之所以集地方戏之大成，也就是这个原因”。
其五，川剧是四川精神和文化的重要象征。它感天地灵气，受人杰地灵，在清代时期脱颖而出。它熏染着地方风气、地方文化，传达着包容、和谐、大度、开明、至善、至美的四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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