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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 诗歌给予我们希望与光亮

四川日报 2020-12-11 06:00 大字

观潮

12月10日上午,2020·第四届成都国际诗歌周的重要活动之一——“我们共同的星球见证诗歌的温暖力量”主题访谈活动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诗人吉狄马加,四川省作协副主席、诗人梁平,鲁奖获得者、诗人阎安,《中国艺术报》总编、诗人康伟,《诗歌月刊》主编、诗人李云,《诗潮》主编、诗人刘川,《上海文学》副社长、诗人张予佳,《花城》编辑、诗人安然,诗人老房子、林雪、邰筐、布木布泰、施施然、晴朗李寒、包苞、于野以及俄罗斯诗人鲁登科·瓦列里、伊琳娜·丘特诺娃,哥伦比亚诗人李戈,美国诗人小易,斯洛伐克诗人马里昂·马霍等欢聚一堂,畅谈在这个特殊的“冬天”,诗歌给予人类的希望与光亮。

□成博 邓涵予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姗姗

借助诗歌找到共鸣

鲁奖获得者、诗人阎安作为首个发言者,直言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时期,坐下来讨论诗歌,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新冠疫情证明了人类无论民族、国家、信仰多么不同,归根到底都是命运共同体。人们应该像伤痛自己一样,为人类的伤痛而悲哀。”而人类借助诗歌,找到共鸣。翻译家、诗人晴朗李寒阅读了大量歌颂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的诗歌篇章,“那么多人在用不同的方式,通过各种平台阅读诗歌,肉身可以隔离,而人们的情感无法隔离。”同样,在诗人施施然的文学世界中,诗歌不仅仅是语言的技艺,同时更唤起他者对等的心灵感受,“在诗歌中,我们共同感受喜悦,也感受伤痛,同时奋而立起,迎接终将战胜疫情的那一天。”

疫情期间,甘肃省陇南市作协副主席、陇南诗歌学会会长包苞一直在用诗歌记录生活。有目睹,有反思,有展望,“诗无国界。好的诗歌,会跨越种族和偏见,形成灵魂的共振。”而除了情感上的共鸣,包苞还将诗歌视为人类前进的“进行曲”,“每遇大事,诗歌总会冲锋在前!”是的,在灾难面前,诗人的表现总是积极勇敢的。这一点,诗人安然深有感触。“大量关于疫情的诗歌以井喷的方式出现,在绝大程度上传递了温暖和大爱,这也是参与抵抗灾难的一种有效方式。”诗人林雪感言诗歌为人类的灾难不仅能构建记忆档案,安抚、缓和情绪,更提供希望、提供救赎。诗人布木布泰也表示,疫情期间的诗歌写作,向全社会传递了信心和力量。

《上海文学》副社长、诗人张予佳,在访谈中,三次发问:“诗歌有什么用?”他认为,人类文明有很脆弱的一面,瘟疫、海啸、战火,还有霸权都能轻易损毁它,循环不休,“每一场轮回,我们都在残存的基础上再弥补、修复,历代主要也靠诗歌与文学传递的人文薪火,跨越精神天堑和文明断层。”诗人老房子和邰筐则进入更深层次的反思,纵有诗歌抚慰人心,但全人类也一定得明白,这也许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次警告,“让人类学会和大自然和平共处,让人类更珍惜生活,热爱世界。”邰筐如是说。老房子则直言:“待回头来看,人类如何适应大自然,所有人都应该去思考。而诗人,应该有更深刻更敏锐的认识。”

诗人有出精品的责任

疫情改变了全世界,作为用“语言黄金”来表达人类心灵的诗人,该有何作为?该不该写,怎么写?这是值得深思的课题。四川省作协副主席、诗人梁平坦言,他听到两种声音。“第一种,我看到很多诗人在第一时间写了自己的作品,哪怕他到不了一线。虽然他人到不了一线,但是他的心已经到了一线。且不管写作水平如何,我觉得这种写作的态度,是值得赞赏的,是值得尊敬的。第二种,有人提到那句著名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我个人的态度,面对这种声音,写作者应该感到愤慨。很多人都经历过汶川大地震,庚子年的新冠疫情,总有一种想要表达的冲动。这种冲动,我认为值得尊重。这半年,我也写了几十首关于疫情感受的诗。这是基于我自己的生命体验。其中还有一首,我是专门针对‘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这种公共灾难之后的声音,表达我的观点。这是我对这种声音直接反击的行动。”梁平也再次强调,“今天在这个场合,我也再次重申:面对公共灾难,诗人还是可以写诗的,而且非常应该写诗。因为面对一个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你不能完全无动于衷。你要用你的文字,你的作品,参与这个事件,与命运共同体同呼吸共命运。”

《中国艺术报》总编、诗人康伟则认为,中国的诗歌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景观。由此引发的关于诗歌写作伦理、诗学项目、诗歌的社会现象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具有特殊意义,“今天这个访谈活动,正好可以对我们抗疫诗歌写作,进行一个很好的总结和交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创新型的深度的写作,会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康伟期待,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期间,可以出现经典性的作品。

《诗歌月刊》主编、诗人李云有着同样的期待。结合疫情期间对《鼠疫》等经典作品的重新阅读,李云表示,诗人要在疫情下创作出精品,需要具备精品意识,对作品进行反复的打磨。其次,诗人要有超敏感意识,对稍纵即逝的过程进行敏锐地捕捉,从生活中捕捉诗意,“反映疫情的诗作不能只带来一片灰色的基调,要让读者看到希望、看到温暖,给予力量。”《诗潮》主编、诗人刘川则提出这样的思考:“抗疫和疫情之后的写作,如何运用‘诗’作为‘思’的工具?”

外国诗人也在探索诗歌的最大价值

在这场全球性的疫情之中,国外诗人也深有感触。哥伦比亚诗人李戈以《诗歌不能被隔离》为主题,将自己所经历的以诗意的语言与众人分享。他说:“在这几个月的隔离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诗句如何从行星的各个角落大喊大叫,诗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无论多少字句被掩盖,都无法将其锁定,诗篇将会通过缝隙传递出去。”提到加缪的作品《瘟疫》,何塞·萨拉玛戈的作品《盲目随笔》,李戈认为:“在一个复杂的时期,自私和恐惧会比病毒感染本身严重。这就是电影、小说和诗歌中的文学向我们讲述的强制性禁闭的深层心理恐怖,文学就是那种光明。”

疫情期间,很多文化活动都改成线上方式进行,这客观上使身处中国的俄罗斯诗人伊琳娜·丘特诺娃有了更多机会参与全球各地的诗歌活动。“疫情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生活,原来无法参加的活动现在可以参加了,也使我不断思考这个因为疫情到来的全新的时代。”在丘特诺娃看来,当下诗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去思考如何呈现这个被疫情改变的时代,以及人们在这个新的环境下的生存状态。丘特诺娃提出“诗人为谁写诗”的问题,认为优秀的诗歌是具有历史价值的,“诗人描述今天怎么面对新的情况、人类呈现出怎样新的状态,在历史上会有价值。”

美国诗人小易认为,诗歌的力量在诗人的手里,“诗人用最少的语言说最强而有力的意思,疗愈我们的世界,让它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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