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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游多年 与朱熹惺惺相惜 肖永明教授详解张栻的事功与学术

华西都市报 2020-11-02 02:50 大字

肖永明教授详解张栻的事功与学术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肖永明。

朱熹

□肖永明

张栻之学得自胡宏,然而又与胡宏有所区别。实际上要比胡宏更加接近二程(程颢、程颐)理学的宗旨和特色,尤其像二程中大程(程颢)之学。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即言“南轩之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

这一特点,可以说是后来张栻能与朱熹惺惺相惜的学术基础。

张栻

朱张学术友谊深厚留佳话

张栻与朱熹关系密切。《宋史》卷429《道学传三》将朱熹张栻合为一传。更表明两人在学术思想和历史现实上的联系。

朱熹与张栻一生见过三次面,其余时间则是以书信形式进行学术交流。第一次见面在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也就是张栻父亲张浚被提拔为枢密使的那年,朱熹恰好奉旨入都奏事。朱熹就在这年冬天第一次与张栻相见。当时张栻父子均被重用,张浚为右相,张栻则极得孝宗器重,频繁出入宫廷。

朱、张的第二次会面是隆兴二年(1164年),亦即二人在都城第一次见面的次年,这一年张浚去世,朱熹千里迢迢赶到豫章,登舟哭祭张浚亡灵,然后从豫章护送灵柩到丰城,同张栻畅谈了三天。

第三次会面,则是在乾道三年(1167年)。是年朱熹与范念德、林用中等弟子,从福建武夷山出发,到长沙访张栻。此次聚会是朱张两人相聚时间最长的一次,从九月八日到十一月初六,朱熹在长沙逗留达两个月余,最后二人还一同登游南岳衡山。

乾道三年的朱张之会,实际上是一次“会讲”,即“会友讲学 ”。张栻是胡宏之后湖湘学的代表,而朱熹则是当时闽学的代表人物。这次会讲讨论的问题极其广泛,同时开创了不同学派之间的学者交流探讨的会讲形式。而后朱熹与南宋另一位大思想家陆九渊的鹅湖之会也是继承了朱张的会讲形式。

朱张展开会讲的乾道三年,张栻其实身兼二职,除了主教岳麓书院之外,也在他自己所创立的城南书院讲学。岳麓与城南仅一江之隔,前者在湘江之西,后者在湘江之东。所以事实上,朱张之间的会讲,对理学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探讨,是在两所书院轮流进行的。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同舟往返于湘江之中,“朱张渡”由此得名。在湘江未架桥之前,朱张渡一直成为岳麓书院学子往返于湘江的主要渡口。

乾道三年十一月初六,张栻陪同朱熹及其弟子离开长沙,前往南岳衡山。初十,朱熹一行到达衡山时,骤然大雪纷飞,冰山玉谷衬托出一派梵宫琳宇,把个衡山装点得如同蓬莱仙境一般。十三日,朱张等人冒雪登山游览。在一路的游览中,眼前的无边风景,不时牵到他们的诗兴,他们一边游览一边唱酬。在方广寺、福岩寺等地驻足,并登顶祝融峰。十六日,朱张一行踏着结冰的石磴下山。下山后,在胜业寺劲节堂内,朱熹与张栻把前几天游南岳共得的一百四十九篇诗编为《南岳唱酬集》。

乾淳之时,朱、张二人年龄相仿,又有相同的学术渊源和人生经历,两人结下极其深厚的学术友谊。两人交流探讨,不仅助推宋代学术的发展,也为宋代历史留下一段佳话。

经世济民之学裨益后世

张栻48岁时去世,引发当时与后世学者的惋惜与感叹。全祖望在补《南轩学案》时便将张栻和朱熹进行对比:“南轩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轩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但即便如此,张栻还是在有限的生命内,尽其所能地活出了厚度,并对后世产生重要的影响。

张栻居官十载,在宋世南渡的时代背景下,力主抗金、关心民生、兴办学校,在事功上尤其是书院教育上颇有建树。足以证明其《岳麓书院记》所言“成就人才,传道而济斯民”的经世致用思想,并非停留于口头讲学,而是切实地实践于现实。

以张栻为代表的这种“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精神风格,逐渐成为湖湘地区地域性格的一部分,进一步影响了近代的湖南历史。清代后期魏源、贺长龄等湖湘知识分子,就以张栻“经世济民”之学为继承,以通经学古而见诸实用。而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曾在岳麓书院学习的湘军将领,更是受到张栻与湖湘学术的熏陶风化,而成一代之功业。

可以说,近代湖南地区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教育,都相当程度地恪守遵循张栻所言的经世济民传统,而哺育了大批政治、军事方面的人才。

主管岳麓书院教事时,从学者数千人,奠定了湖湘学派基础。张栻于岳麓书院教学与研究,使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开拓和系统化。胡氏父子之学虽然独具特色,但在理学理论的构造、理学范畴的丰富、理学命题的精密等方面,皆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张栻在岳麓书院一方面传播胡氏之学,他编辑刊行《知言》《五峰集》等,并以之传授弟子;另一方面,他又广泛吸取前辈学者如周敦颐、二程、张载等著名理学家的思想,撰写、刊行了《太极图说》《张子太极解义》《伊川粹言》等。 此外,除了朱熹,他还与同辈学者如吕祖谦、陈傅良、陆子寿等展开学术会谈或书信交往。因而,张栻不但继承了湖湘之学,也继承、吸收了其他理学家、理学学派的学术思想,故成为南宋理学集大成的主要理学家之一。 他使得湖湘学派的理学思想体系更加完善,理学范畴更加丰富,理学命题更加精密。

总的而言,张栻的思想具有尊二程、重经世、包众长的特征。他几乎对宋代理学中的所有范畴(诸如太极、理、心、性、格物致知、居敬穷理、知行等)都进行过探讨,提出一系列精辟和独到的见解。为宋明理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是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

其学说还对乾淳之际的其他学者产生影响。张栻去世之后,朱熹曾称赞张栻为“道学之懿,为世醇儒”,并亲自撰写过两篇祭文,在祭文中谈及张栻对自己的影响。在第一篇祭文中说:

我昔求道,未获其友,蔽莫予开,吝莫予剖。益自从公,而观于大业之规模,察彼群言之纷纠,于是相与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厉以死守也。

朱熹在结识张栻之前,曾转益多师,学术规模初具,然自李侗去世之后,少了学术上可以真正启益的师友。所以与张栻的切磋,无论“穷究”与“死守”,都使得双方更为深入地体察了“大业之规模”,学术得到了精进。朱熹在后一篇祭文中,将二人论学之意义说得更为具体:

自孔孟之云远,圣学绝而莫继,得周翁与程子,道乃抗而不坠。然微言之缀响,今未及乎百岁,士各私其所闻,已不胜其乖异。嗟惟我之与兄,吻志同而心契。或面讲而未穷,又书传而不置。盖有我之所是,而兄以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议。又有始所共向,而终悟养偏;亦有早所同挤,而晚得其味。益缴纷往反者几十余年,末乃同归而一致。

两人有着共同的学术志向,同为继承孔孟之圣学而努力,在交游的几十年之中,相与切磋从不含糊。面讲与书传,是非对错之间“缴纷往反”而又趋于“同归而一致”,在这个过程中,两人的学术都得到了提升。

除了朱熹,张栻也与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等人,以或面质、或通信的方式,探讨学术,交流学问,潜移默化地推动南宋一代的学术发展。

影响蜀学在南宋再次勃兴

此外,张栻的学说还通过门人传播回四川,使得蜀学继北宋三苏之后,在南宋再次勃兴。

在黄宗羲《宋元学案》里,后来全祖望补了《二江诸儒学案》,其中说:

宣公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范文叔、陈平甫传之入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兼山、杨浩斋、程沧洲砥柱岷、峨,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绪。

《二江诸儒学案》是专为张栻学说回传四川而设。学案中所列,都是立志继承张栻之学的学者,其中“宇文挺臣、范文叔、陈平甫”皆为张栻的弟子。而所谓“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到了南宋淳熙,嘉定而后,“蜀士霄夕续灯,再聚签以从事于张栻之书,湖湘反不如也”,以二江讲舍为中心,对张栻学术的讨论与继承,反而是四川盛过了湖南。张栻学说在四川流传的盛况以及对蜀学的影响,可见一斑。学说超越地域的限制,终于在湖南和四川张栻的两个家乡都得到了传播、产生了影响。

在《宋元学案》里,黄宗羲对张栻有非常高的评价,同时他也说到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最盛事实上是得益于张栻的继承发扬,是以他为中心的这一批湖湘学者的存在,才使得湖南一派在当时学界为最盛。

张栻就是这样一位一生都致力在学术上、事功上、教育上,矫前代之不足,作当代之贡献、起后代之影响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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