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教岳麓 反对读书功利主义 肖永明教授详解张栻的事功与学术
肖永明教授详解张栻的事功与学术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肖永明。
张栻
□肖永明
名人大讲堂，本月迎来了张栻月。湘江之畔，岳麓山下有一所千年办学的古老学府岳麓书院，张栻曾经主教岳麓书院8年时间，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人才为办学宗旨，对书院务实学风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也为后世办学树立了楷模。除了教育上面的事功之外，张栻还是著名的理学家、哲学家，与朱熹等并称为东南三贤，与朱熹发展了宋代理学，并确定了理学当中最盛的湖湘学派。名人大讲堂请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院长肖永明教授开讲，他多年潜心研究张栻，对其学术思想和人生功业有着独到而又深刻的见解。
壹
父亲老师 对他影响至深
张栻，字敬夫，一字乐斋，号南轩（古代人有字有号），汉州绵竹（四川广汉人）。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孝宗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去世，虽然一生只活了四十八岁，但他对宋代历史、宋代学术思想史的影响和意义非常之大。而个中的缘由，则要从张栻的生平经历说起。
早年影响张栻最为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张栻的父亲张浚。
张浚是北宋徽宗年间的进士，为官时间横跨北宋和南宋，历仕钦宗、高宗、孝宗三朝。在任期间，出将入相，力主抗金，组织北伐，号称中兴名相，但遭秦桧排挤，被贬在外二十余年。
张栻自幼随父侨居外地，跟随着父亲的足迹侍居左右。
张栻受父亲影响，秉承父志，反对和议，力主抗金，以收复中原为志。朱熹称其“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张栻居官十载，在朝为官时间则不到一年时间，“时还朝未持期，而召对至六七”，深得孝宗赏识。其他大多时间，都在地方政府任上。
另一位早年影响张栻的重要人物则是他的老师，湖南人胡宏。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春，朝廷诏张浚湖南路任，张栻遂与其父归长沙。也就是在这年，张栻禀父命，从学胡宏。
胡宏是北宋末期著名学者胡安国的少子，很小就跟随其父接受理学思想，后来又师事二程弟子杨时和侯仲良，被后世认为是湖湘学派的开创者。
张栻早在从政之前，便已经问学胡宏，起初通过书信往来，而后才正式在胡安国书堂拜胡宏为师，行弟子之礼。胡宏相当于是二程的三传弟子，张栻直接得自胡宏传授，即承二程之遗绪，算是程门后学。而胡宏对张栻的学识和才华也欣赏有加，为自己的学术思想后继有人而感到十分满意，说：“圣门有人，吾道幸矣！”
胡宏与张浚，分别在张栻28岁和32岁去世。两人对张栻在为人和为学上的影响，在张栻身上留存下来，为张栻在事功和学术上的双重建树奠定了基础。
贰
居官十载 革弊政兴利除害
张栻的事功，一方面体现在他为官的时候，张栻居官十载，在朝为官时间则不到一年时间，“时还朝未持期，而召对至六七”，但在这一年中其实深得孝宗赏识。其他大多时间，虽然在地方政府任上，也还是抱着经世致用的精神，做了非常多的实事。在此之外，张栻在教育事业上的事功同样值得关注。其流风遗韵，今天还对湖湘、巴蜀起着文化上的熏陶作用。
绍兴三十二年，张栻被荫补为右承务郎。和科举入仕不同，张栻是通过恩荫入仕的。即便如此，他并不逊色于科举官员。入仕之初，就显示出对国家大事的关切。
孝宗即位之初，张栻就进言曰：
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闵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无使其或少息，则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异其言，于是遂定君臣之契。
孝宗隆兴元年，张栻父亲张浚被提拔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在今天的南京设都督府。张栻随父在都督府任参佐。时张栻“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所综画（全面筹划），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也。”这也从侧面说明张栻在政治、军事上的突出能力。
在孝宗身边前前后后担任了一系列的官职。在孝宗身边总计不到1年的时间里，张栻被召对六七次。所言大都为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权幸、屏谗谀之类，反复推明抗金复仇之义。但遭到孝宗周围近臣的不满，被排斥离朝，回到湖南。
张栻居官十载，在朝为官总计不到一年，剩下的九年多时间则辗转于地方。乾道五年（1169年），除知抚州，改严州。张栻每到一地，都能关心民生，访求利病，改革弊政，兴利除害，减轻负担，兴办学校。
叁
主教岳麓 培养传道济民人才
相对于在政治上的努力，张栻在教育事业上的功业或许更为显著。张栻的教育事业是从主教岳麓书院开始的。
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刘珙修复岳麓书院。
张栻在岳麓书院主教期间，在教育宗旨、书院功能等方面，使得岳麓书院实现转变。
教育宗旨上，张栻不赞成读书只为举业的功利主义，而是融入儒家的社会关怀，倡导通过教育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时，在《岳麓书院记》中申明新的教育宗旨。他非常反对以应付科举考试为目的，反对以汉唐的传注经学为教学内容，他对前来就学的士子们指出：“侯（刘珙）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张栻所否定的，是那种仅能应付科举考试、具言语文辞之工的所谓“人才”，而提出书院教育应培养一种能“传道济民”的人才。
张栻主教书院后，除了继续实现书院本身就有的教育功能，又增加学术研究的功能。就张栻本人而言，现存的论著，最为著名的《论语解》《孟子说》，都是在主教岳麓书院期间完成的。这些作品已经超越了此前的句读之学，达到学术理论探讨、学术议题生发的水准。
此外，在主教岳麓书院迄今，张栻还提出一系列的教育方法，并将之运用在教学过程中。
首先，他认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他说：“使学者知夫儒学之真，求之有道，进之有序，以免于异端之归”（《文集·三先生祠记》）。
学与思的关系上，张栻主张“学思并进”。他说：“然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穷其理之所以然也。然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危殆不安也，二者不可两进也。学而思则德益崇，思而学则业益广。盖其所学，乃其所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论语解·为政篇》）。明确规定“思”是求得事物的本质与规律的认识，不思“则无所发明”。
张栻特别重视对学生独立思考精神的培养。提出学不因人噎食，学不问贤愚的主张。他说：“所谓观书，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所在。如其可取，虽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在其可疑，虽或传以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宋元学案·南轩学案》）
《宋元学案》特别标出《岳麓诸儒》一案，代表人物皆为南轩学派张栻门人，也从侧面说明岳麓书院在张栻主教后发生的新气象。
肆
明辨义利 研究学问头等大事
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后，主持岳麓书院的讲坛，讲坛所讲内容，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理学家津津乐道的“公私义利之辨”，这在当时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在儒家看来，贵义贱利，重义轻利是正统观点。宋儒把义利之辨与“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联系起来，引申出存义去利的政治伦理原则，使得义利之辨这一主题具有了鲜明的理学特色。张栻作为宋儒中的一员，其义利之辨也带有鲜明的理学特色。
首先，张栻强调义利之辨是头等重要之事。在他看来，义利之辨是明“道”和为“学”的门径。他承接程颢和朱熹对于义利之辨的强调——“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认为学者要潜心学习孔孟之道，必须要得其门而入，这个门就是明义利之辨。得其门而入，方可窥其堂奥，可以学得孔孟真传，他明确地将义利之辨作为研究学问的头等大事提出来。
其次，张栻认为义和利是对立的。二者如水火之势，去一分利则得一分义，得一分利则去一分义，“盖出义则入利，去利则为善”，认为义与利之间，一去一得，虽然在毫厘之间，却相去甚远。
其三，张栻认为义利之间的对立，其实质上是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在张栻看来，义对应天理，而利对应人欲。在张栻理解的义利之辨中，去人欲就是去利，存义就是存天理。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来分辨义与利、天理与人欲呢？张栻认为应当以人的意向是“无所为而然者”还是“有所为而然者”来判定。所谓“无所为而然者”就是“性”的未发状态，也就是人未加干预的本来之性，也就是人天生而来的本性，只要不违背人天生的善行，张栻认为就是义，就是天理。而一旦是“有所为而然者”，有了人为的干预，那么就会变成人欲，变成利。因此人要摒除一切非分之想，要不从自己的私心出发去想事情、做事情。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够存天理。
虽然张栻强调的义利之辨最终指向了对于等级秩序的维护，但是张栻却不主张统治阶级就可以任性而为，而是要求统治者要有所节制不能过分，这样才可以得民心，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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