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朋友们》：城市独立女性的一个思考样本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女性正是因为走出家庭，走入职场，才赢取了独立。
今天，对于大多数已婚已育的职场女性来说，职业是她们的底气和铠甲，孩子是她们的滋养与牵绊。宁远、杨菲朵和Yoli，这三位坐标四川和云南的写作者，都曾是职场中乘风破浪的姐姐，后来更是辞职创业，灵活自由的工作时间也让她们对育儿和婚姻多了一些体悟。
宁远是拿过“金话筒”奖的前湖南卫视主持人，后来她放下话筒拿起剪刀，是一家淘宝女装品牌的主理人；杨菲朵曾供职于《三联》等媒体杂志，现在的她拥有多重身份，围绕“女性”开展游学等事业；Yoli曾是四川某所高校体制内教师，有了孩子之后她放弃了铁饭碗，成立了自己的学堂。
三个人不谋而合，对于女性身份强烈的觉察和表达欲促成了她们跨越四川、云南、东南亚等地的几场充满仪式感的对谈，经过录音与整理，诞生了这本《女朋友们》的新书。
从原生家庭到亲子关系，从职场经历到辞职创业，从婚姻关系到自我探索，这场女性之间的对谈或许提供了城市中产独立女性的一个思考样本，也许不够精妙，也谈不上完美，但是这个群体的爱与怕、痛与累、困惑与省思需要被越来越多地讲述和分享。
在澎湃新闻记者找到宁远、杨菲朵和Yoli的时候，正是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和都市女性题材影视剧《三十而已》热播之际，我们也围绕女性独立、全职主妇、自我探索、女性友谊等关键词，聆听了她们的故事和观点。如宁远所说，在现实中，“自我”和“意义感”这些话题都很难跟另一半聊，只能跟“女朋友们”探讨。菲朵也希望看完这本书的读者，也能跟身边的女朋友聊聊这些话题，去探索去思考，去提高生命的质量。
三个女朋友的故事
“独立自我会在关系中更加清晰”
宁远，40岁，成都，草木染品牌主理人
我今年刚好四十岁，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对我来说，进入婚姻和拥有孩子都是非常自然的过程。
以前我是湖南台的主持人，是一个公众人物，走在大街上会被认出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经历其实我是在不断内耗的，因为电视台的工作需要经常与不生不熟的人打交道，但我的个性并不能享受那种社交。况且那时候节目做得没有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我后来是在做衣服之中找到了，当我的服装品牌有起色之后，辞职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在我的顾客中，有许多是家庭主妇，但她们也非常独立，把家庭经营得有声有色。这样的家庭分工中，男女其实是一种很好的合作关系。如果这个丈夫足够辽阔，他会肯定妻子在家庭中的付出。而妻子可以在家庭生活之外做一些内在的探索，比如阅读与写作，她的精神是独立的。
有一次，我在日本旅行，无意中闯入一个社区教室，一群女性围坐在一起，做手工拼布，日本的社会环境给了家庭主妇很好的空间。研究也显示，在日本家庭主妇的幸福感反而比职场男性的幸福感更高，而且职场男性退休之后，反而没有家庭主妇那样庞大的关系网络。
我在年轻的时候也一直在“外求”，从社会关系中肯定自己的价值。但是成为了母亲之后，原来的那层保护壳渐渐就碎了，我才将原来的自我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来。
抛去主持人的身份，对我来说也是抛去虚荣心。现在我在成都的一个郊区，把我的弟弟妹妹和邻里发小都接了过来，共同经营我的品牌。我是一个对故乡有乡愁的人，中国的农村变化得太快了，我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把以前那种乡村环境与熟人社会那种亲近的关系保留下来。
独立的自我不一定是在职场中才能体现，在关系中自我才能越来越清晰。
“成为母亲后我更热爱工作了”
Yoli，38岁，成都，自由画家
我是Yoli，自由画家。
我曾经是体制内的美术老师，但是生完孩子之后我就辞职了。我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我想成为一位全职太太。
在我怀孕之后，周围的同事和领导似乎都默认了我的工作能力一定会下降，那年的评优给了另一个男性。但实际上，按照平常的工作绩效来计算，怀孕之后的我依然在他前面。我觉得这就是职场女性会面临的一个隐形的歧视，它不是成文的，但女性们却承受了这种伤害，它是女性自我价值的否定。
还有许多人会觉得女性当了妈妈之后要兼顾家庭与孩子，对工作就没有这么投入。但对我来说，是当了妈妈之后反而更热爱工作了。带孩子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消耗自我的过程，你的自我会不断被模糊，但是在工作让我有了自己的一个小角落，能够创造出自我的价值。
我在生活中经常能体会到“身为女性“的不易，这本书也是我对女性角色的一个思考。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从没有参与过我“成为女性”的瞬间，比如我第一次来月经，是当时的闺蜜带我去买卫生巾的，而不是妈妈，我曾经觉得母亲缺席是一种缺失，现在我觉得，这也使得我的成长多了空间，不被框定和束缚。
当了妈妈之后，我愈发感觉到社会对母亲这个角色非常挑剔。比如我的孩子该在什么时候断奶，该不该在公共场合穿纸尿裤，突然间，每个人都在审视我是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这样的压力激发了我的反抗，当了母亲之后我的自我意识更加强烈了。我希望我的孩子活出自我，那么首先我要活出我的自我。许多妈妈会紧紧将孩子与自己捆绑在一起，让孩子来填补自己，但这会让孩子的自我不断萎缩、变小。
亲密关系中，独立的自我同样很重要。我跟先生是大学时的初恋，我能够成长为今天的样子，与他对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一直鼓励我成为独当一面的女人。在我的婚姻中，我看到，婚姻双方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双方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各自做好，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团队。
“经济独立不一定就是独立女性”
杨菲朵，42岁，大理，独立摄影师
我是杨菲朵，居住在大理。
我之前在媒体当摄影师，后来因为爱玩去了地理杂志。在自然中呆得久了，我渐渐觉得城市中的生活不符合我的个性，索性在2008年搬到了大理。大理虽然是只是一个小镇，但这里的生活方式是比较先锋的，非常包容。
其实我成为自由职业者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我最看重的就是自由。我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之后所有的选择都不会难做。很多时候困难的部分是如何让身边的人接受我的决定。
如果我的婚姻限制了我的自由，如果我的孩子限制了我的自由，我会尝试去反抗。但这不是一个对立的状态，我的反抗是要在看似没有自由空间的生活里，去争取我最大的空间，这很难，需要实际的行动。
对我来说，我的名字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不是谁的妈妈，我不是谁的老婆，我会去拒绝这样的称呼。另外，如果你本身的自我非常模糊，别人也就会自然把你的个体模糊掉。这就需要我们尽量去活出自我的状态。
我在大理这边，许多女性的生活状态看似是非常自由的，实则不然。她们有自己的事业，经济上是独立的，但她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自己的思考，她的自我会被婚姻、会被孩子、会被各种无意义的社交吞噬掉。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探索女性的自我，我会鼓励女性去书写她们真实的情感体验；我也开过一家女性书店，用阅读帮助女性了解内在的力量。
当女性的精神独立了之后，才能有一个清晰的自我。
独立女性的思考样本？
宁远、Yoli和菲朵有许多相似之处，她们都是母亲——区别只在于有三个还是有一个。她们都是孜孜追求事业突破的城市中产阶层。她们染衣、画画、摄影、旅行写作，把爱好做成事业，亦用品位标示身份。
她们思考活跃、表达清晰，活跃于社交平台，形成了“女性共同体”。容貌姣好、气质清新的三位“姐姐”，也在各自的社交平台吸引了大批粉丝。
这些粉丝来自五湖四海，或许是职场女性，或许是全职妈妈，但都衣食无忧。不过，外人只看到中产阶级女性物质上的充裕，却容易忽略掉她们的脆弱和不易。她们热衷灵修旅行、疗愈瑜伽、佛学禅修等，可能也折射了某种身份焦虑和意义危机。
三个女性写作者都认为思想层面的独立是重要的，但她们都在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它，宁远强调的是关系的重要，家庭主妇也不一定不独立，Yoli觉得，在工作中的她才有了自我和独立感，菲朵则批判道，经济独立的女性照样可能被生活吞噬——生活的纹理和质感只有自己知道。
独立两个字，与其说是女性们自己在精神上的追求，不如说已经是当代生活对女性的必然期待，我们习惯于用独立与不独立评判女性的物质和精神，却很少评价那些依赖太太做家务和育儿的男性是不够独立。
而除了宁远、Yoli和菲朵所代表的城市独立女性群体，在更广大的农村地区，还有像抖音“梁筱冰”那样的农村“年轻妈妈”，游离于主流媒体之外，她们在务农的同时带娃，在“家暴”后选择隐忍，因为老公购买的一件二十元的T恤而喜上眉梢……独立与不独立的标签，在描述她们时，显得那么不恰当。
只能希望女人们无论身在城市还是农村，无论身处哪个阶层，无论独立不独立，都能发自内心热爱生活、也都能拥有自己的“女朋友们”吧。(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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