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选官重文凭 □赵柒斤
宋代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八·贡举一》开篇说，进士科起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到唐太宗贞观、唐高宗永徽年间火爆起来，从而出现不论官职有多高，“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的现象。这说明，在唐朝，“进士”身份不仅是通往仕途的敲门砖，更为当时含金量和社会认可度最高的“文凭”和“学历证明”。
唐朝学子一旦拿到“进士文凭”，立刻“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即便有张仪、苏秦那样的口才，荆轲、聂政那样的胆量，仲由（子路）那样的勇武，张良那样的智谋，东方朔那样的诙谐搞笑，但在“进士”面前，统统都黯然失色。由于唐朝科考进士的录取率较低，所以考取进士后、坐上显赫高位的概率便大大提高，进士出身“位极人臣者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于是，考生呼吁提高主考官品级。唐开元二十四年，考场发生的“两李事件”最终促成了考生心意，科举考试改由礼部主持，礼部侍郎（正四品下）担任主考官，此后便成定制，直到1905年科举考试废止。
诚然，科举制替代魏晋以后选人用人的“九品中正制”，摧毁了权贵世族世袭及官僚机构“举荐”的选材制度，无疑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一大进步。尤其是自北宋始，打破出身、贫富等限制，不拘一格科考选才并屡次“扩招”，不仅让有才的贫寒之士脱颖而出，开拓了草根阶层进入上层社会的逆袭之路，也促进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文明发展。
然而，做官一味追求“进士文凭”，既封闭了选拔人才的其他渠道，又容易出现官官相护、子子相拥、拉帮结派等弊端。唐宪宗时期的翰林学士李肇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太看重进士文凭，“是故俊人由此出者，终身为文人。故争名常切，为时所弊。”《太平广记》引用《唐摭言》《嘉话录》《玉泉子》《独异志》等唐代史料笔记及新、旧唐书，分8个篇章精选了唐朝有关“贡举”及“铨选”的小故事，今天读来仍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四川籍考生、音乐家陈子昂“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有一天，他别出心裁地用一千缗换来一把琴，然后“大张宴席”，邀请100多名士赴宴。吃完饭，他捧出琴对客人们说：四川人陈子昂有文章好几百轴，跑到京城来，东奔西走，却不为人重视。这件乐器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怎么值得我放在心上？于是当场就把琴摔了。一天之内，陈子昂便“声华溢都”，很快被武则天的侄儿、建安王武攸宜聘为“高级幕僚”。
历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中的“牛党”领袖牛增孺，其“出名”路径跟陈子昂有异曲同工之妙。年轻的牛增孺一度也是寂寂无名，他多次带着文章去拜访中唐时期的文坛领袖韩愈、皇甫湜，“二公披卷，卷首有说乐一章。未阅其词，遽曰：‘斯高文。’”韩、皇甫便先指点他到寺院里租了一处地方，尔后又出点子，“你大事宣扬，说某日去游青龙寺，很晚才回来。”那天，“二公联鏕至彼。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不遇。’”第二天一大早，京城诸多名士便跑去参观，牛增孺的大名由此鹊起，为以后考取进士奠定了雄厚基础。
唐代著名诗人、水墨山水画派的鼻祖王维走的则是另一条捷径，他疏通李隆基最信赖的胞妹玉真公主后，“公主则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矣。”再看杨国忠的儿子杨暄，其科考成绩不及格，未被录取。主考官、礼部侍郎达奚珣“惧国忠而未敢定”，便让时任会昌县尉的儿子达抚带着他的亲笔信到杨府去解释。达抚告诉杨国忠：“相君之子试不中。”杨国忠勃然大怒：“我儿何虑不富贵，岂籍一名，为鼠辈所卖！”达奚珣越想越怕，“因致（杨）暄于上第”。意思是，不仅乖乖地录取了杨暄，连进士名次也非常靠前。
1000多年的科举制产生秀才、举人数以百万，而录取的进士还不到10万人。所以，能过五关斩六将拿到“进士文凭”的，多数并非等闲之辈，但像唐朝那样通过各种舞弊手段博取“进士文凭”的也大有人在，导致古代官场上大搞人身依附、拉帮结派等丑恶现象屡禁不止，而像蔡京、秦桧、严嵩等“进士”出身的大贪大恶，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由此可见，在选官重文凭、追求高学历的同时，必须匹配高素质、高品德及实际能力，否则就可能贻害无穷。
本版插图王进城
欢迎赐稿来稿请寄
jiangmanbing@xawb.com
新闻推荐
四川省推进《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及实施细则贯彻落实推动党管政法工作取得新成效本报讯（记者任鸿）7月24日，全省贯...
四川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四川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