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主线
霍巍，1957年生，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学术兼职有：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日本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吉林大学中国边疆考古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等。2011年被教育部聘为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13年被国家社科规划办聘为国家社科基金评委，2015年受聘为第七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并任考古学召集人之一。
霍巍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业内享有广泛声誉。主要研究领域为汉唐考古、西南考古、西藏考古、文物学与艺术史、中外文化交流、博物馆学。先后在国内权威学术期刊《考古学报》、《历史研究》、《民族研究》、《考古》、《文物》、《世界宗教研究》、《中国藏学》以及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东方学报》等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西藏西部佛教文明》、《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西南考古与中华文明》、《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第一卷：史前时代》、《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青藏高原考古研究》、《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等多部学术著作。
中国考古学前段和后段的“不对称性”
霍老师您好！很荣幸有机会采访您。我们知道，您自从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考古系以来，已经在考古学界耕耘了四十余年，取得了很多成绩，尤其是在历史时期考古的领域，创获颇丰。而这四十年，中国考古学也发展得十分迅速，重大发现目不暇接，各项研究也都有所突破。那么在您看来，历史时期考古研究在这四十年间发展的如何？它目前在中国考古学的体系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霍巍：谢谢！我想先谈谈今天我要说的“历史时期考古”。中国考古学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它可以分成三个大段。第一个阶段是史前考古，研究的对象是几乎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时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石器时代考古；第二个阶段是原史考古，这个时期已经有了一些文字记载，但数量很少，内容也很模糊。因此这一段历史的研究，还非常依赖考古材料，考古学本体发挥的价值很大。原史考古在我们中国，就是常说的三代考古。如果把这两段划开，中国考古学第三个大段，就是进入战国秦汉以后的考古学研究。从战国秦汉开始，我们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文献记载，这与前两个大段落是很不一样的。我今天要谈的历史时期考古，主要说的就是这第三个阶段。
大家都知道，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而我在1978年有幸考入四川大学，学习中国考古学。在我学习期间及毕业以后，我感觉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考古学，有了很大的进步与提升。各个时段的考古新发现都层出不穷，而且不断有重大发现。但是我始终感觉，我们的历史时期考古，尽管在资料积累层面比过去要迅猛得多，但是对于中国文明起源、发展以及特征这些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还是跟史前考古领域有一定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在史前考古这个时期，随着一系列重要考古遗址的发掘，考古学家们重新拼缀出一幅中国史前时期文明发展的线条、框架与版图，而这个版图，是过去仅靠文字记载所不能建构的。因此史前考古的成就与贡献，确实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而在历史时期考古，我们每个年度也都有一些能够反映不同文明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但是非常遗憾，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并没有帮助我们从大的框架、体系方面，建立起像史前考古那样的文明体系。我们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以文献史料为基本框架，考古材料仅仅是起到印证、补充作用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跟中国考古学整体的发展水平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也就是说，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增多，中国考古学的前段和后段，对中国文明研究的贡献有一种不对称性，这是我长久以来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1986年与李永宪教授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合影
我们想知道，这种“不对称性”的出现，背后可能有哪些原因呢？
霍巍：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这个现象的背后说明了什么，那就是我们对历史时期考古的关注，目前还很不足。表面上看，大家都承认中国考古学有这三大段，但实际上，由于各个段落特点不一样，大家往往将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关注点放在前两段上，所谓“古不考三代以下”的观念还根深蒂固。甚至有人认为，既然历史时期有了丰富的文献记载，那考古学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呢。近年来也是这样，新技术的运用、新理论的提出，基本上也都是围绕着前两段展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起源工程，也都是围绕着前两段展开的。
因此，比较起来，第三个大段的关注度远不如前两段那么高。而且似乎很难把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一以贯之、恰如其分地运用到第三个大段的研究中。类型学、地层学似乎主要在前两个大段的研究中发挥比较大的作用。那么在后段，主要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是什么呢？又如何正确运用我们类型学、地层学的基本手段呢？这些问题讨论得比较少，导致从事历史时期考古的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以及他们所指导的学生，缺乏对历史时期考古在方法、理论层面的思考，只能机械地套用前两个段落所采用的方法。对一些本来不需要那么繁琐的，已经有明确纪年，或者可以通过跟纪年材料相比较而准确断代的考古材料，还要用类型学的断代手段。有一些科技考古的技术，运用得也不到位，不知道在历史时期考古中怎么样去发挥科技手段的价值。
正是有这些现象存在，导致我们历史时期考古，在一些大的问题上没有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感。所以如果我们要把中国考古学作为一个整体、一个体系来加以看待，很显然，历史时期考古是我们的弱项，应该予以加强。
历史时期考古的两大主线
您刚才说，我们的历史时期考古，这四十年来在一些大的问题上没有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那在历史时期考古领域，究竟有哪些重要的大问题是我们应该予以重点关注，并发挥考古学自身价值的呢？
霍巍：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研究对象，是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考古遗存。较之史前时代，要丰富很多。具体而言，一个是物质生活的进步，带来了人们衣食住行整个物质社会条件的改变；第二个是精神层面的进步，其一表现在国家、社会的形成，各项制度的完备；其二是人们的精神信仰世界更加丰富，产生了不同的宗教，从过去原始的自然崇拜向宗教信仰层面发展，比方道教，那是到了汉代以后才形成的。还有一些来自境外的宗教，是不同的历史时期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土的，这些都体现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因此，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角度，的确与史前考古不太一样。如果说史前时期，我们考古学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初级发展，那到了历史时期，我们就要关注文明相对高级的阶段，人类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进步。刚才我已经谈到了几个方面，这些都应该是历史时期考古可以施展身手的广阔空间。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谈早期社会，似乎材料和话语都很多。但是真正进入到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存在如此丰富的考古遗存和文献记载，我们的话语反而显得比较单调，也比较平庸。这是中国考古学目前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
实际上历史时期考古的前辈学者，已经在两条主线上努力地做出了贡献。其中之一是中国古代文明、古代社会在起源之后，是如何发展、兴盛的，过程中又有哪些特征。尤其反映在上层领域，一些制度是怎么形成的。比如都城、陵墓，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特征在考古学中的反映。因此以往我们历史时期考古，聚落研究做得比较少，主要考虑的是帝陵以及各地不同等级的墓葬所反映出的等级制度。
这方面的工作，前辈学者只是开了一个头，我们没有一步步地去深化。举例来说，对于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的发展问题，俞伟超先生提出了三段，即“周制、汉制、晋制”。俞先生只是提出了一个纲要，我们必须去接着思考这个问题，接着思考这样的阶段性变化。这个变化不完全与朝代更迭相对应，而是有自己独自的脉络，运用考古材料去构建这样的时空框架，这样的工作才刚刚开头。
除了这条主线以外，还有一条线是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国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互动。比如宗教考古，对佛教、景教到基督教这一类宗教考古遗存的关注和梳理，很大程度上都涉及到中外文明的交流。这也是我们如今应该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我们的学术史中，以往有过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完全否定中国文明的独立发展，即“中国文明西来说”。另一个极端，则是完全否认中国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流，生怕被扣上“西来说”的帽子。这两种倾向都是不正常的。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已经可以正大光明地探讨中国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流，以及中西文化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宿白先生就曾经对若干带有域外文明因素的考古现象入手，讨论了从商代就开始有的中西文明交流问题。这个比丝绸之路在时代上更早，早在殷商时期的青铜文化中，就已经有了欧亚草原文明的一些因素。到了汉代，这种中西交流就更加丰富了，既有技术体系上的，也有思想观念上的。所以我认为在这条线路上，这四十年来，相比起改革开放以前确实有进展。到了今天，那更应该有一大批新的优秀成果涌现。
另外，还要补充一点。对于所谓“四裔”，即周边地区的考古研究，也是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方面，在文献中往往充斥着族群的误解与偏见，考古材料的价值不言自明。比如对吐蕃的研究，无论是靠汉文还是藏文的记载，都很难把许多问题说清楚，正是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建构起了我们对吐蕃时代的历史认识。
1997年在西藏阿里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右二）
您刚才总结了历史时期考古的两大主线，也谈到前辈学者在这两条线上都有贡献。谈第一条主线时，您提到前辈学者已经开了头，但我们却没能继续深化。那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霍巍：要做出改变，首先应该明白我们的不足，其中之一就是对文献的利用能力。我们今天新一代，甚至中生代的学者，应该讲，跟老一辈学者相比，对古代文献的利用能力还有一定差距。所以，我们还不能够非常娴熟地把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融为一体，很好地去阐释历史时期这些考古发现的价值。实际上，要宏观地去考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各地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等等这些大的方面，背后都有很多文献记载可以利用。我们在这些层面，往往不能够把地下发掘出的材料，跟文献记载中的宏观历史关怀，紧密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
所以我们看到，历史时期考古的论著，比较常见的还是两张皮，前面是对考古材料的梳理，但是这种梳理最后却并不能透物见人，看不到大的制度性变化留下的痕迹。这方面最值得学习的例子，还是刚才提过的俞伟超先生对“周制、汉制、晋制”的总结，他提出了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有所谓阶段性的变化，这就是在充分熟悉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很好的宏观关照。我们非常希望能将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捏合成整体，去看大的制度变化的关键点，进而形成考古材料自身构建出的时空框架，为中国文明的历史提供另一种观察维度。
此外，如今历史时期考古开展的工作缺乏系统性，还基本处在个案研究比较多的状态，将这些个案放到体系下加以考察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缺乏一个宏观理论的指导，目标不够明确。很明显，我们中国考古学在史前考古中，就是要搞清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主要的样态以及特征。但是到了历史时期考古中，我们就没有这样一个大的宏观目标，来指导我们开展研究。近些年来才有学者注意到，比如关于中国的“中”，就是文化的结晶，“中”、“和”的观念在考古材料中都有反应，比如宫城，历代宫城的门道、道路的设置，都是一些制度性以及理念上的反应。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不是说没做，但是总得来说还没有形成体系。
中国考古的古典主义传统
对于您指出的这两点不足，我们当然应该努力地去弥补自身的差距。但是我们也想知道，可能存在哪些因素限制了自己？
霍巍：影响因素当然有很多，在这里我只强调一点，那就是学术史上的重要影响。中国的历史时期考古，应该说本来有着非常悠久的传统，因为从秦汉以来，我们实际上就已经有了非西方系统的考古学元素，我们把它叫做“金石学”。我很同意把中国的金石学视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前身，它当然不是今天现代意义上的史前考古学的前身，但可以称作历史时期考古的前身。在那个时代，恰恰和后来“古不考三代以下”的理念相反，金石学家往往是不看史前时期的，而是从三代开始往后看。尤其以“金”和“石”两个大类为主体，“金”就是我们讲的青铜器，“石”就是包括汉魏以后的石刻、造像、碑志等等。这种古典主义传统，早在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前，就已经有方法论上的特点：第一，充分运用文字材料，高度重视那些有纪年、有铭刻的实物资料，进行解读，而且把它们放置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第二，将实物材料本身和文献中的记载，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个情况，实际上和西方考古学形成的过程是很类似的。西方考古学最初也有自己的古典主义传统，他们首先关注的就是有铭刻、有文字的材料。像埃及学，亚述学的形成，都是从解读器物上的古代铭刻开始，而这些铭刻的载体，很多都是考古的资料，这些就是西方考古学的古典主义来源。他们之后才发现，仅仅靠这个是不够的，这种办法对于古典文明的研究有用，但是无法解决西方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以及一些文字缺乏的所谓“蛮族”。研究这部分历史，那只能靠考古材料的质地和样式变化来进行分期排年，形成了后来“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三期说。
所以西方考古学同样是个整体，传入中国以后，我们注意得比较多的是其非古典主义传统的部分，就是我们讲的由三期说发展起来的类型学、地层学，而忽略了它也有古典主义的传统。强调了一部分，忽略了一部分。不过实际上，在西方考古学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也不完全是这种情况。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就是一个结合体，当时方兴未艾的考古学界，并没有排斥中国古典主义的传统，而是与西方传来的现代考古学相融合。我们可以看到，殷墟考古一方面重视西方的地层学、类型学这样的田野考古理论，但是也充分关注到出土的甲骨文材料，及其与《史记·殷本纪》记载之间的联系，这就是很好的一个结合。
但是越往后，我们反而对中国古典主义的传统，或者说对金石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太尊重前辈留下来的遗产。在史前考古的工作中，我们倾注了很多力量。但是在历史时期考古这部分，关于其前身，关于金石学和历史时期考古学之间的线索，这条学术上的脉络在逐渐地被淡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其影响非常深远。直到现在，我们讲到科学的考古学科，往往都是以史前时代作为“科学考古学”的典型与样板。而历史时期考古学，往往很难上升到这个层面和高度。这就是因为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忽略了中国考古学体系中，古老却又独一无二的特征，或者叫传统。
在“大唐天竺使出铭”碑前留影
本文原载于《南方文物》2020年第1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限于篇幅，分为上下篇，此为上篇。现标题为编者所拟。(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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