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与四川
南海I号船舱
□本报记者 吴晓铃
通过“南海Ⅰ号”，我们能更加深入了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而在深居内陆的四川，则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古代四川同样“通江达海”。
最近几十年，人们根据史料记载以及源源不断的考古发现，不断论证出古代四川的开放包容。一个已被学术界广泛承认的事实是，古代四川人早在张骞凿空西域以前，就凭借南方丝绸之路，与南亚以及中西亚国家发生着商贸和文化往来。
大夏发现蜀布和邛杖
对古代四川与南亚各国进行商贸交往的记载，最著名的当数《史记·大宛列传》。书中写道，张骞在公元前122年出使西域归来时，自称在大夏（今阿富汗以北一带）见到过蜀布和邛杖。他问当地人东西来自哪里，答曰从东南身毒国（今印度一带）而来，那里有来自蜀地的商人贩卖这种东西。因此，张骞认为在汉帝国的南方，肯定有道路通往南亚诸国。
这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大兴趣，打算开通这条商路，于是有了后面的“复事西南夷”。为此，才从西域归来的张骞又专门来到成都，希望探索通往身毒之道。遗憾的是，他最终没能成功。倒是另一位大才子司马相如比他幸运，打通了从成都经雅安、汉源至西昌再到大理的灵关道。
如果说《史记》中关于南丝路的记载，还可能是张骞的“道听途说”，那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则为这条比丝绸之路更早的交通线路提供着现实佐证。
来自三星堆的秘密
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一醒惊天下”。出土文物中除了惊艳全世界的各种青铜器，人们还发现在祭祀坑底，铺着数千枚海贝。这是一种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的白色齿贝，南亚次大陆地区的居民常用它来作为货币。三星堆出土的齿贝，大多背部磨平，形成穿孔，估计是便于串系而用于货币交易。它们从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身毒来到四川，可见古蜀与印度地区存在着经济文化交流，两地之间已经存在着一条“海贝之路”。
这样的例子在三星堆还有很多。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黄金权杖、黄金面具等，是与中亚、南亚文明交流的结果。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段渝曾撰文表示，黄金权杖和面具，在文化形式和风格上不同于古蜀本土文化，甚至不同于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形式，它们只可能来自古代近东文明。他认为，三星堆出土青铜器高鼻深目的特征以及庄严肃穆的艺术风格，与西亚雕像风格接近，可能就是吸收了上述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改造创新而成。
正是基于三星堆的异域文化元素，2008年，三星堆博物馆大门处正式立下了“古代南方丝绸之路0公里”的地标。
不能阻挡的开放包容
100多年前，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将从古代长安出发一路向西至欧洲的商贸大道称为“丝绸之路”，但作为丝绸重要来源地的四川，很可能早在公元前3世纪或者公元前4世纪，就把丝绸卖到了印度。
张骞所言的“蜀布”，极可能就是现代意义的丝绸。这种说法，得到过印度考古学家M.C.Joshi的支持。他曾经指出，古梵文文献中曾记载，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
著名学者季羡林也曾指出，先秦时成都丝绸的西传，应该或主要是从“蜀身毒道”西行。这在考古学上已得到证实：阿富汗喀布尔附近发掘的一座堡垒内曾出土大量中国丝绸，而喀布尔正是南丝路上的要道。张骞也通过实地考察得出结论：不管从西北还是北方草原出中国去中亚，都路途遥远、环境险恶，只有从蜀地经西南地区去印度到中亚，才既便捷又安全。
纵然山重水复，也没能阻挡古蜀的开放包容。正是这种气质，孕育出古蜀文明的独特魅力，并最终促成成都在汉代的“列备五都”与唐宋时期“扬一益二”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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