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豪杰多智谋 原来高层爱读书（上） 三国时代文化思想的创新
——三国时代文化思想的创新 
方北辰 摄影陈羽啸
讲座现场。
□编者按
从董卓、吕布、周瑜、关羽、张飞，到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阴谋、阳谋、明说、暗夺，三国就是一段人类群星闪耀的时代。三国也是后世最感兴趣的时代，有多少俊杰和枭雄，为后世的《三国演义》提供了充足的素材。
6月22日晚，三国文化专家、川大教授方北辰来到四川省图书馆，登上“名人大讲堂”，带领大家穿越回了1700多年前，对三国时代文化思想的真实风貌，给予全新的解读。三国绝非一个完全黑暗的时代，而是一个散发出新风貌、具有多元创新精神的时代。本报根据讲座录音整理，全文刊载以飨读者。
□方北辰
主办单位：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承办单位：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四川省图书馆
一
孙权读兵法
三国，是后世人们最感兴趣的历史时期之一，金戈铁马，羽扇纶巾，群英荟萃，表演精彩，一壶浊酒论英雄，千古风云谈笑中！不过，现今人们对三国时代的了解，往往是从《三国演义》这部小说而来。此书的主题，是开头的三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古代政治上的分合，常常伴随着战争的频繁出现。因此，这部文学作品当中，大量描绘了战争故事的场景，这些画面不断展现之后，就会使得读者容易产生误解，以为真实历史的三国时代，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你砍我杀，你争我夺，你欺我诈，你死我活，只有战争而没有人性，只有暴力而没有文化，只有毁坏而没有创造的“三没有”黑暗时代。现今有不少的看法，甚至是著名作家写成了专书的评论，就有这样的全盘否定。于是问题就来了：究竟三国时代的历史真相是不是如此呢？如果真的就是黑暗时代的话，那么三国文化还值不值得去继承和弘扬呢？这是非常值得弄清楚的重要问题。
其实，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在大量可靠历史文献典籍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个迥然不同的三国，而且是真真实实的三国：那就是这一时代的社会群体，又能够推动时代的进步，从而在多方面展现出具有创新精神的重要成就，并且给后来的历史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总之，多方面的创新，才真正是三国突出的时代特色。具体的创新成就，涉及到多个重要的方面，包括军政体制的新变革、经济发展的新开拓、重要城市的新增加、对外开放的新方向、科技进步的新成就等等。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文化思想创新，或者说文化思想的新风貌，就是其中一个颇具光彩的方面。文化创新最为值得注意的闪光点，至少有如下五项。
其一，高层的新风气——带头读书。
三国确实是一个战争时代，据我统计，整个三国时期的九十六年间，包括酝酿阶段和正式阶段，参战双方出动兵力总计在五万人左右的大型战役，以及明显在五万人以上的特大型战役，就有九十二次之多，真可谓年年有大战，岁岁有烽烟。
但是，就在战争频繁的同时，三方政权的高层人物，特别是高居君位的领袖，却又能够向往文化，带头认真读书，堪称是此前时代难得一见的新风气。
比如曹魏方面，曹操就是一个读书学习的老标兵，老模范。《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就对他有如下描述：“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自作兵书十万余言。”指挥军队南征北战三十多年，手上总是离不开书本，白昼在讨论用兵的谋略，夜晚则思考经典史传。不仅读书，而且写书，撰写的军事著作竟有十多万字。曹操本人也说自己是“老而好学”，年纪大了依然喜好学习。
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也是如此，他在自己写的《典论·自叙》一文中说：“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说是从小我就开始读《诗经》《论语》，长大了就全面阅读儒家的五经，以及四个部类的各种图书，至于《史记》《汉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更是无不阅览。此处的“四部”，是当时对图书的一种新式分类法。曹丕不仅爱好读书，而且在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上，还有诸多的贡献，所以死后的谥号被确定为“文皇帝”。他的贡献下面将会专门进行介绍。
孙吴的领袖孙权，也是认真读书的模范。他自己曾说：“我在少年时代就读过《诗经》《尚书》《礼记》《左传》《国语》，只是没有读内容深奥的《易经》。到了掌权管事之后，又专门读了《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这三部史书，还有各家的兵法，深感大有收获。”不仅自己读，孙权还督促大将吕蒙、蒋钦努力读书：“赶紧去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还有《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连曹孟德都说他自己是‘老而好学’，你们怎么能够不去勉励自己努力上进啊！”
二
关羽爱《左传》
与此同时，蜀汉方面的君臣也不甘落后。比如刘备，他在临终前，就谆谆教诲十七岁的儿子刘禅说：“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可以好好阅读《汉书》《礼记》，空闲时间再读诸子的著作，以及兵书《六韬》，法家商鞅写的《商君书》，这些书籍都能够增长你的智慧。他还请求诸葛亮，专门为太子刘禅亲手抄录了《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这四部书籍，供刘禅好好阅读。
诸葛亮读书的事例，更是值得一说，他堪称是当时读书最讲究方法的标兵。史书记载当初他还在襄阳西边的隆中，亲自耕种田地当农村青年的时候，就已经努力挤出时间来发奋读书了。由于时间宝贵，他的读书就非常注意方法。他的朋友徐庶等人，读书的方法是“务于精熟”，也就是务求精读、熟读，读得来滚瓜烂熟，可以叫做“精熟派”。唯独诸葛亮则不然，他的方法是“观其大略”，可以叫做“大略派”。此处的“大略”，准确的意思是重大的要点，是说他会把注意力放在观察书中的重大要点，从而取其精华。很显然，他的方法与徐庶等人完全不同：一是内容有选择，二是效率有提高。
现在我们经常批评应试教育，其实搞应试教育的老祖宗，就是诸葛亮出生的东汉时代。东汉王朝的人才选拔，以儒家经典的考试为中心。考试怎么考？是从众多的儒家经典之中，任意抽取一段，要求考生进行阐释和发挥。如果不能对众多的儒家经典读得来滚瓜烂熟，就会无言以对，只有交白卷，难以进入官场。于是，熟读精读，死记硬背，就成为读书人必须听从的指挥棒。至于这些死记硬背的知识，对于实际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有没有用，那就不管了。诸葛亮之所以后来能够充当刘备的得力助手，帮助刘备开创蜀汉王朝的大业，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在读书时非常讲究方法，断然抛弃应试教育的老路，改走能力学习的新路，从而使自己的能力能够得到全面的提升和加强。
还有五虎上将之首关羽关云长，史书也记载他酷爱阅读《左传》，随口就能将其中的文句背诵出来。那么不能识字的大老粗将领怎么办？请人来读啊！蜀汉的名将王平，认得的字不超过十个，于是专门请人来为自己朗诵《史记》和《汉书》，素质得到提高之后，终于成长为前线汉中战区的总司令官。
后世的人讲三国，讲了智谋的竞争，讲了武力的竞争，却往往忽略了关键性的一点，即读书的竞争。三国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读书学习的竞争。读书读得好的，曹操、孙权和刘备，最终都成为胜利者；完全不读书的，比如董卓、吕布，最终都成为死于非命的失败者。
三
图书“四分法”
其二，文化的新建设——图书重聚。
图书，是社会知识的结晶，也是国家和民族在文化根脉上的具体展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图书的态度如何，是否能够给予充分的尊重和爱护，无疑是对一个时代进行价值判断的重要指标。
在三国之前，中华大地上的图书，曾经遭遇到两次巨大的厄运。第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说。之后的两汉王朝，先后都进行了图书的聚合与收藏。特别是西汉武帝之时，更是大力收集民间的图书，集中收藏在首都长安的宫廷，形成了中央的皇家图书馆。与此同时，成都也出现了地方政府设立的藏书之处。汉景帝末年到武帝时，蜀郡的行政长官文翁，率先在首府成都建立最早的地方官办学校，学校的图书就收藏在石材建成的书库中，称为“石室”，这就是今天成都石室中学的前身。西汉后期，朝廷又指派具有丰厚文化修养的官员刘向及其儿子刘歆，对皇家藏书进行全面的清理和分类，此时的藏书数量，已经超过三万卷之多。东汉皇朝建立，光武帝刘秀以及接下来的明帝、章帝三代，也都重视收藏图书，首都洛阳的皇家图书馆，同样汇聚了大量藏书，而且委派了文化官员班固、傅毅，对藏书进行全面的清理和分类。但是，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混世魔王董卓，胁迫汉献帝西迁长安，同时放火焚烧洛阳皇宫，皇家的珍贵藏书在这场大动乱中损失殆尽，这是中华图书遭遇到的第二次大厄运。
进入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所建立的曹魏皇朝，依靠最强的国家实力，在文化的建设上，开始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新举措，就是动员官方力量，重新聚合和收藏此前流散在民间各地的图书、典籍和文献，收到很好的效果。这批重新聚合的图书，被收藏在曹魏首都洛阳皇家图书馆的三处官方机构之中，使得一度遭受巨大创伤的中华文脉，得以重新接续和有效恢复，其意义十分重大。
同样具有创新光彩的是，曹魏还在重聚图书的整理当中，对于图书的大类划分，采用了一项影响深远的新分类法，就是“四部分类法”，可以简称为“四分法”。
在三国之前的两汉时期，皇家藏书采用的是一种“六略分类法”，可以简称为“六分法”。这种分类开始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图书目录《七略》。书中包括七大部分，每一部分称之为“略”：一是辑略，二是六艺略，三是诸子略，四是诗赋略，五是兵书略，六是术数略，七是方技略。
其中开头的“辑略”，也称为“集略”，是对各种图书的扼要介绍，不属于具体的图书分类，所以虽然取名为《七略》，实际上大类的划分却只有六种。六种之中的“六艺”，是指儒家经典中的六种类别，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乐》《春秋》。其次的“诸子”，是指各种学术流派的著述。“诗赋”，是指诗歌（列入六艺的《诗经》在外）与辞赋的文学性作品。“兵书”，是指军事著作。“术数”，是指天文、历法、阴阳五行、占卜，以及对风水、面相、牲畜、物品的观测。大多是与数字计算有关的神秘性方法，故名。“方技”，是指医学、房中术、神仙修炼等专门性技艺。
后来著名史学家班固编撰的《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纪传体史书中出现的第一部图书目录，他只采用了《七略》后面的六略，也属于刘向、刘歆父子所开创的“六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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