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的一笔“败家投资” 让大宋赚足全世界的钱
原创 团队特邀作者 朝文社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杨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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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尤其是北宋,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是出了名的有钱。
但凡说起宋朝,大家都爱叫它“富宋”。但事实上啊,最起码在宋太宗年间时,大宋还真没什么钱。
当时的大宋,外面跟辽国年年交战,内部还闹着王小波李顺的起义,整个一个内忧外患。特别是对辽的战争,对大宋经济影响非常大,一方面导致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彻底断绝,另一方面,当时两国主要为了幽云十六州开战,直接导致大宋的主要产粮区河北变成了战场。
照大宋宰相吕蒙正的话说:“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汴京周边都是这个惨状,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说了。
就连号称最为优渥的宋朝文官俸禄,其实在宋初也不算高,起码和盛唐时候相比要低得多。
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是,宋真宗初年,就有大臣上奏拿本朝的俸禄和唐朝比:“糊口之不及”……希望皇帝给涨工资!
好在此时,宋真宗接到这样的奏折,底气很足:俸禄不高,福利不好,朕给你们涨就是了。
宋真宗为什么如此豪气,最重要的是他有个能力强的爹,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期间,挣了不少钱,给他留下一大笔遗产。
国内经济困难,宋太宗却派人去海外扫货?
宋太宗,怎么就让大宋朝从一穷二白穷的叮当响,突然间成为暴发户呢?
原来他想了一个法子,去海外花钱。
雍熙四年,宋太宗干了个事,“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用大白话来解释就是他派人去海外各国,对当时的奢侈品疯狂扫货。
这个事情,说起来和常理不符啊,国家如今这么困难,你不顾民间疾苦,派人高价去采买一些供你个人高消费的东西。
宋太宗这么做,当真是只顾个人享受?当然不是。
他这么做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把“市场信息”放出去,吸引海外诸国的商贾们来大宋。
自从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而海上丝绸之路,却得到蓬勃发展。经历“玄、肃、代、德、顺、宪”的6朝元老,唐朝地理学家贾耽在其著作《广州通海夷道》中就已经记录了一条从广州通往东非的航线。可以说,从唐朝中期开始,以“通海夷道”为代表的中国海上贸易航线,已经十分繁荣。
就连五代时期,割据岭南的“太监王朝”南汉王朝,海外贸易也做的有声有色,宋朝灭南汉时,南汉的军官士兵们,就从皇宫里“拐”了十几船财宝逃往国外。即使这样,宋军依然在南汉缴获了大笔财富,哪怕南汉王宫被毁,宋军都从废墟里清理出46瓮名贵珍珠。这巨额财富,把赵匡胤都吓了一跳,连称南汉以“奢靡亡国”。
所以,北宋刚灭南汉后,就在广州着手建立市舶司,力图发展海外贸易。但问题是,多年战乱让海上贸易也十分萧条。
为了恢复昔日盛况,宋太宗只好自己砸钱,去海外大卖特卖,为得就是传达一个信息:大宋现在稳定了,欢迎来大宋经商啊!
“海上丝绸之路”,宋代应改称为“瓷器之路”
那么,这对大宋有什么好处呢?直接好处,自然是增加国库收入。
别看是喊人家来卖货,但宋代的市舶司管理制度,已经是空前成熟,各项外贸、税收和专营制度高度完备严格,可以说,只要来的人多,光靠“禁榷”和“博买”制度 ,大宋朝就能躺着收钱。
当然,赵光义也知道,再好的政策也需要靠谱的人执行才有效。所以他市舶司官员的选拔异常重视。但凡要派任广州市舶司使,首先必须先推荐三个预选人来,每个预选人要有三个官员联名推举,然后报请枢密院择选,等到正式上任后,“如在任终满三年,委实廉慎,别无公私过犯,仍令本路转运使、副保奏,当与酬奖”,你瞧瞧,选一个市舶司使,比挑一个宰相还费事。
广州市舶司建立后,北宋又陆陆续续,在杭州泉州镇江等地,陆续设置了七个市舶司,把“广州模式”推广东南沿海,敞开国门赚钱。
泉州市舶司图
而另一点则更加说明重视程度,起初市舶司使是由广州地方官兼任,后来则变成专职,市舶司也脱离地方机构而独立设制。可以说,只要有利于市舶司管理建设的,绝对不遗余力。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营造一个让海外商贾放心的环境,大宋王朝也是够拼的!
当然,有努力自然有效果,而且效果不是一般的好。
首先贸易范围远远超过唐代,当时有记录和大宋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超过了六十个,简直就是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生意不断做大,一个数字足以说明问题。在北宋,进出口总额和财政总收入之比竟然可以达到一比五。而这个数字对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古代中国来说,简直是一个奇迹了。
可以说,单是这些进出口贸易的关税,就已经给大宋王朝带来巨额收入。
更重要的是,那些纷至沓来的海外商人们,还会把中国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贩运出去。
最典型的,就是瓷器贸易,其实人们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到宋代应该改称为“瓷器之路”。因为宋朝海船的所到之处,以及与宋朝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大量瓷器出口,远销日本、东南亚、印度一直到波斯湾西亚诸国以及非洲的埃及等地,而当时的阿拉伯帝国的王公贵族们,都以收藏中国瓷器为荣。
单以今天的考古发现看,从日本的福冈到马来西亚的沙捞越,乃至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等国,都出土过大量的宋瓷残片。甚至今天还有外国学者认为“中世纪的东非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而以当代许多学者的估算,仅是宋代的广州路一地,每年的瓷器总产量就高达一亿件以上,其中绝大多数都用于出口。
可以想象,单瓷器出口这一样,不知道能给大宋带来了多少财富?
苏东坡竟也成了“出海”的一员
和此前历代区别极大的是,大宋不光吸引外国人来。更重要的是,同样也鼓励宋人出国去。
宋朝不但允许,而且也有完备的管理制度。首先出海贸易的主力军是沿海船户,为了便于控制和征税,大宋便将这些船户另编户籍。其次,出海贸易的海上必须在政府登记,禁止走私。第三,海商贸易归来,必须到市舶司接受抽买,否则将处以重罚。
虽然条令是严格了点,但毕竟给了沿海商民出海赚钱的权力。
于是,自从宋太宗年间起,大宋的沿海商民,各行各业,都掀起了出国赚钱的热潮。
当时,由于造船业的进步,宋朝人“出国”,比之前的任何朝代都更容易。当时的中国海船造的非常巨大,结构坚固,重量可以达到几百吨。这样一艘海船可载几百人,船里能储存一年的粮食,甚至还能在船上养猪和酿酒。
既然有了这么牛的船,出海不再困难,而海外贸易丰厚的利润撩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纷纷远赴海外聚财殖货。
当时改行当海商的,各行各业都有,甚至就连和尚道士,有的也动了凡心,好好的经不念,撒腿往海外跑。以《续资治通鉴长编》《夷坚志》等史料记载,宋代杭州僧人净源,后来就成了知名海商。温州道士王居常和处州“张道人”,也都曾是宋代“国际贸易”圈子里的知名人物。
而大名鼎鼎的大才子苏东坡,竟然也是“出国卖货”的一员。谁说苏轼到了海南,只能过“日啖荔枝三百颗”的苦日子,大才子的脑筋其实也挺活,他就曾把东南亚的苏木从海外倒腾到了四川。
当然,东坡先生到底赚了多少钱在其次,关键是,连他都要去下海经商了,可见宋代的下海潮有多热。
现在终于知道为啥把经商叫下海了吧,因为真的只有下了海,才能赚到大钱。
当然抛开赚钱不谈,这些出国经商的中国海商,或穷或富,但都成了中世纪海洋上,无比重要的力量。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海商就是大宋的“标牌”,不但为大宋实实在在赚取了巨额财富,更撑起了大宋的脸面,代表着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输出。因此,宋朝海商所到之处,常常受到各国的热烈欢迎。
在当时,每当宋朝的海商船队来到国外,都常常引来轰动效应。不但当地的国王高官专门以隆重仪式迎接,甚至是“倾国耸观”。有时“其王与眷属率大人到船问劳”。这些在大宋国内看上去“普通”的中国海商们,来到国外却往往是受人尊敬的“上宾”。甚至当地的富商大贾们也赶快带足财货,搭乘中国船舶来大宋经商。“给力”场面背后,就是大宋强大产业与航海能力,撑起的“国际贸易话语权”。
如此强大的话语权,也给宋朝带来了滚滚财富。单是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这一年,宋朝的岁入就达到了“一亿两千六百二十五万贯”,其中作为“硬通货”的白银,收入就达八十万两以上。而且这其中七成以上的收入,都来自商业税。海外贸易更是贡献极多。正是这火热的贸易,让国土狭小且积贫积弱的两宋,经济上依然能保持兴旺和繁华。
而这,也再次证明了“唯有开放才可以富国”的真谛。
参考资料:高莹《宋代海外贸易发展的原因初探》、曹中原《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及其原因》、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丁怡《论宋代海外交通的三个问题》、何忠礼《宋代官吏的俸禄》、高绵《略论宋代海外贸易政策》,桑希臣《蓝色诱惑:中国海洋开拓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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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宋太宗的一笔“败家投资”,让大宋赚足全世界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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