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民：我们都是疾病王国的公民
截至6月13日，全球累计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达到761万，占到了全球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这场发生在21世纪的全球性疫情，注定要在全球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漫长的岁月长河里，瘟疫曾一次又一次地重塑人类历史。欧洲中世纪的大瘟疫，造成2500万欧洲人死亡；1918-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全球10亿人感染，2500-4000万人死亡；1910年爆发在中国东北的鼠疫，造成了6万人死亡……
纵观国内外，瘟疫在国家更迭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此看来，新冠似乎只是这些不断改变世界格局的传染病中普通的一个。
6月6日晚，在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举办的线上讲座上，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仲伟民，以“瘟疫如何影响人类历史进程”为题，介绍了一场场曾改变历史的瘟疫，及其给予我们今天的警示。以下观点出自仲伟民的发言，为便于阅读，有编辑和删减。
改变世界的瘟疫
1955年，中国医学史家范行准在《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中写到，“历史告诉我们，传染病足可亡国，罗马亡于疟疾，埃及亡于血吸虫病，中国也有金、明两个朝代亡于鼠疫”。
提到瘟疫史，则不得不提爆发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让人呼吸不畅，高烧，全身刺痛，直到最后在患者皮肤上“印上”宣告死亡的黑斑。仲伟民表示，尽管今天的巴黎是“世界大都会”，跟据史料记载，在中世纪，巴黎清晨的街头，到处都是人们从楼上扔下去的粪便。
关于黑死病的爆发，最常见的说法是将之归结为14世纪蒙古帝国的扩张，病毒从中亚地区被带到欧洲。保守估计下，黑死病造成2500万人口死亡，占到欧洲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而更可怖的是，黑死病从没有真正离开过欧洲，而是在未来的四五百年内，继续时不时侵袭欧洲大陆。
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这场黑死病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欧洲历史的分水岭，“有一些学者认为，这场灾难是欧洲社会实现全面转型的重要背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场黑死病直接催生了西方文明的发生，这好像是一个悖论。”传染病对人造成巨大伤害，为什么会成为文明的催化剂？仲伟民分享了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
首先，黑死病的爆发动摇了教会的绝对权威，因为大量的神父被感染，“瘟疫是上帝对罪人的惩罚”的想法被动摇。其次，中世纪禁欲的传统被打破，人们把对天国的期待，转向对城市生活的享乐。同时，随着人口锐减，劳动力价格升高，刺激了科技的进步。最后，传染病的爆发促进了医学和卫生观念的发展。正是在应对鼠疫的过程中，英国政府颁布了防疫法律，建立起严格的检疫路径、疫情上报及就医制度。
但同样，黑死病也带了一些负面的文化，比如欧洲的反犹主义。仲伟民指出，很多欧洲人认为传染病是犹太人投毒造成的，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瘟疫的传播，除了通过贸易，最常见的途径还有战争。
在西班牙殖民美洲的过程中，印第安人曾因为瘟疫大量死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也把欧洲的疾病带到了美洲。据史料记载，传染病蔓延的速度比西班牙部队的行进速度要快得多。除了西班牙让印第安人畏惧的先进枪炮之外，凶恶的病毒也击垮了他们的身体，这也是很多印第安人直接放弃抵抗的直接原因。
除此之外，仲伟民还提到了爆发于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该流感原发于美国，通过一战来到欧洲和亚洲，最后波及全球，死亡人数达到2500万（有可能更多），加速了一战的结束。仲伟民分析说，西班牙大流感的危害之所以如此之大，是因为各国的重视程度不够。无论是同盟国还是协约国，都互相隐瞒疫情，导致疾病的传染速度飞快。
中国历史上的瘟疫
传染病也是中国很多王朝更迭的重要诱因。
到目前为止，人类对许多病毒的认识微乎其微。但还是有一种传染病，已经被很好地控制，那就是天花。但在历史上，天花曾让很多人丧命。清朝的12位皇帝中，有4位皇帝曾感染天花，其中同治离世时不到20岁。康熙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天花却给他留下后遗症，让他成为历史上著名的麻脸皇帝。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战争的胜败和朝代的更迭与瘟疫有关。三国时期著名的赤壁之战，孙刘联军打败了曹操。很多人以为是孙刘联军高明的战术大败曹军，但历史学家后来发现，是曹军内爆发的瘟疫使得曹操退兵。
《三国志》中曾提到，曹操和孙刘联军大战时“不利”，而疫病正是不利的根源。《三国志》的注解里，也记录了曹操的一段话，意思是说他并不对这场战争的失败感到羞耻。一战成名的周瑜，在曹操心中，只是个意外。
唐朝天宝年间，大将李密出兵南诏，也就是今天的云南一带。因为长途西奔，唐军疲惫不堪，这时又感染上了瘟疫，唐军大败。仲伟民表示，这场战役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是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李密被南诏军队打败，实际上可以说，是这场传染病改变了唐朝的历史。”
瘟疫也使得南宋后期，蒙古统一中国的时间大大延后。这一切要回溯到在四川合州爆发的重要战役。当时，蒙古人围攻这座城市36年未果，蒙古大汗亲自出征。出乎意料的是，就在快要攻城时，蒙古大汗被突然爆发的瘟疫夺去了性命。这场瘟疫彻底打乱了蒙古人的战略部署，也推迟了蒙古统一中国的时间。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些一次次改变人类历史的瘟疫，能给今天面对新冠疫情的我们，什么启示呢？仲伟民从多个方面总结了“历史之鉴”。
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只是自然界大循环中的一个环节，我们需要反思曾经过度改造和破坏自然的地方。他引用埃博拉病毒的电视剧《血疫》里的台词说：曾经寄生在猪、蝙蝠和猴子等体内的病毒，当人类摧毁了动物的家园，动物相继死去后，它们要如何寻找新的宿主呢？
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历史学，在新冠爆发后，不止一个学者表示，要将自然纳入到研究的范畴中，进行不再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再反思。
其次，在抗击疫情上，社会与个人应该共同参与抗疫，才能有效应对疫情。历代王朝都曾在应对传染病上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但这些救援活动往往是临时性的，因为官员的日常职责是维护治安和征收赋税，并不包括疫情防治。这时候民间社会力量，尤其是各地乡贤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们需要建立起科学预防和现代卫生观念，这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仲伟民认为，历史上东北发生瘟疫时，哈尔滨人四处逃离，这就是缺乏公权力介入导致的后果。
仲伟民借用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的话，来反思瘟疫之于人类的意义：“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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