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文人作家汪曾祺(节选)
在我多年编辑生涯中,面对有几位大家的稿子,只有欣赏的份儿,他们的文本严谨得不能动一个字,比如邓拓、孙犁、汪曾祺。
自从拜读了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大淖记事》后,我多次央请汪老给《十月》写稿。我发现,就是萝卜白菜,他也写得异常精彩。我曾编发过他的一篇散文《萝卜》。他从从容容,娓娓道来,谈及高邮家乡的杨花萝卜、萝卜丝饼如何好吃。说北京人用小萝卜片汆羊肉汤,味道如何鲜美。他说一位台湾女作家访问他,他亲自下厨,给她端出一道干贝炖萝卜,吃得她赞不绝口。说天津人吃萝卜要喝热茶,这是当地风俗。写到四川沙汀的小说《淘金记》里描述那幺吵吵每天用牙巴骨熬白萝卜,吃得一家人脸上油光发亮。还提到爱伦堡小说里写几个艺术家吃萝卜蘸奶油,喝伏特加,别有风味。还写到他在美国爱荷华中心附近韩国人开的菜铺里买到几个“心里美”萝卜,拿回寓所一吃,味道和北京一切开嘎嘣脆的“心里美”差远了。他随随便便地写下去,我饶有兴味地读下去。一直读到“日本人爱吃萝卜,好像是煮熟蘸酱吃的”,文章戛然而止。我深感遗憾,嫌它太短了。读完了, 欣赏完了,也就编完了。那不是工作,是美餐一顿的享受。
记得1991年4月,作家朋友们在冯牧率领下,组团去云南采风。我们在下关市游了洱海,参观了蝴蝶泉,参加了大理白族歌舞团为我们演出的三道茶歌舞晚会,回到宾馆脱衣就寝。汪先生靠在床栏上神秘又得意地对我说,他写过几篇论述烹饪的文章,是《中国烹饪》杂志的特约撰稿人。他说他爱吃苏北家乡的醉螃蟹、上海的黄田螺、北京天桥的豆汁、天津的烩海羊(烩海参、螃蟹、羊肉)、昆明的过桥米线和汽锅鸡。他吃过蛇、穿山甲、老鼠干巴(肉丝)、炸蝗虫、牛肝菌、炒青苔。他像神农尝百草似的,什么东西都想尝一尝。他认为名厨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不能墨守成规,要不断创新,做出新菜、新味来。照着菜谱做菜,绝没有出息。比如油条,你把它剪成一段一段,中间嵌入拌有榨菜、葱花的肉末,再放到油锅里煎,捞出来就特别好吃。这种菜不妨叫作“夹馅回锅油条”,对此他要申请专利权。他称赞香港有道菜做得别致,用冷布包住鸭肝,滤掉筋头和粗糙部分,把鸭肝汁放入打碎的鸡蛋里,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味道极佳。
汪先生对于食文化有研究、有实践、有理论、有创造, 是个真正的美食家。如果说他老师沈从文解放后是衣文化、服饰文化的权威,那么汪曾祺无疑是一流的食文化专家。
我喜欢写散文。便利用同住一室的方便,向旅伴请教写散文的经验。汪先生告诉我:写散文应克制,不要像小姑娘的感情那么泛滥。老头写情书,总归不自然。有的散文家的作品像一团火,熊熊燃烧,但看完空空洞洞,留不下什么印象。没有坎坷,没有痛苦,便写不出来好文章。散文不能落入俗套,要平易自然。我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像家常便话、写家信那样,切忌拿腔拿调。当然也可以工笔、繁密,像何其芳的《画梦录》,别有风采,但那是另一种秾丽的花, 我写不出来。
我读过汪曾祺先生许多旧体诗。1984年发表的散文《昆明的雨》,写的是四十年前即 1944 年他和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朱德熙从西南联大新楼舍到莲花池去。池边有小酒店。他们进店买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边喝边等雨停下来。院子里有一棵木香花,被雨水淋得湿透。雨下大了,没法走, 他俩一直等到午后。先生在文末写了一首诗:
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
那诗很有味道,我看了一遍也就记住了。
撰写本文时,我一抬头就见书房右侧墙上挂着汪老于辛未秋日给我写的赠诗:
独有慧心分品格,不随俗眼看文章。归来多幸蒙闺宠,削得生梨浸齿凉。
———本文节选自张守仁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名作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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