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贴年画
□李绍增
“二十八，贴年画”，是我的老家从老辈子流传下来的过年习俗。
过了腊月二十三，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就像倒计时一样，数着日子进入备年时间：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打猪肉，二十七杀公鸡，到了二十八，家家户户在刚打扫的房子里，高高兴兴地贴上新买的年画。
贴完自家的年画，我和一帮爱看热闹的小伙伴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麻雀，呼啦啦一会儿飞到东邻大娘家，一会儿飞到西舍二婶家，一会儿又飞到家前三哥家，一会儿又飞到屋后四嫂家，挨着门看人家刚贴的年画，只见家家户户的年画，一家比一家喜庆，一户比一户鲜活，营造和散发着浓浓的年味。
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我上小学三年级的那年春节，和爷爷贴完年画，拉着爷爷的手，请爷爷讲讲过年为什么贴年画。爷爷在旧社会读过私塾，年轻时又当过教书先生，懂的东西很多，我小时候有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总爱问爷爷。爷爷摸了摸我的脑袋，高兴地说：“过年贴年画，可是从我们上千年的老祖宗手中传下来的啊。”接着，爷爷捋了捋胡子，给我讲起贴年画的故事……
过年贴年画，它萌芽于礼门神，起源于贴门神画。相传唐朝皇帝太宗时期，长安皇宫内经常闹鬼，春节尤其严重。唐太宗的两位大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主动请缨为皇帝守卫宫门。唐太宗见他俩日夜站岗非常辛苦，便命画工将他俩的容貌画下来贴在宫门上，从此宫内相安无事。这就是贴年画的开始。
北宋时期，从文字上比较详细的记载看，年画已经比较广泛地进入寻常百姓家庭。有诗为证：“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宋·王安石《元日》）。”此诗中的“桃符”，就是画有神荼、郁垒二位神灵的纸片，即年画。寓意到了春节，千门万户纷纷揭下“旧符”，贴上“新桃”，热热闹闹迎新春、过大年。
到了清代，年画在发展中发生了两件划时代意义的事:一件是由于一代文人李光庭在一篇文章中写有“扫舎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的字句，将历朝历代（比如宋代叫“纸画”、明代叫“画帖”、清代前期叫“画片”）、天南海北（比如北京叫“画片”、浙江叫“画纸”、福建叫“神符”、四川叫“斗方”）对年画不同的叫法统一定名为“年画”。一件是戊戌变法之后，时代发展的脉搏开始跳动在年画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反映戊戌变法运动中提倡新学的《万童习武》《儿童体操图》等一批令世人耳目一新的年画。这两件事推动着年画的制作、运营、购买、张贴进入兴盛时期。
解放以后，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一到春节，欢欢乐乐除旧岁的兴致和期盼来年越过越好的心情空前迸发，纷纷赶年集买回自己喜欢的年画。这时候老百姓贴的年画，除了少量模板画外，多数是在上世纪初上海有胶版印刷第一张“月份牌”年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机印画，不仅色泽光鲜亮丽，内容也大为丰富。除了传统的神话、孝义、花鸟、走兽以外，反映新生活的农耕、家庭、福寿以及城乡新貌的年画也进入百姓的家中。
爷爷引经据典地讲了一番，突然见我似懂非懂的样子，赶紧打住话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从古到今，过年贴年画啊，就为两点，一是图个喜庆红火，二是盼个美好愿望，这不就成了习惯和风俗啦。”
进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亲眼见证了爷爷说过的话。尤其是60年代初期，刚刚从自然灾害中走出来的人们，虽然手头并不宽绰，却也省出钱来贴上寄托期望的年画。那时候到年集上一看，卖年画的拉起长长的苇箔帐篷，买年画的人围得水泄不通，什么叫蔚为壮观啊，在此找到了答案。这个时期的年画，实现了传统基因与时代文化元素的完美结合，其内容和形式更加大众化、多样化。尤为突出的特点，是揉进了宣传、引导、默化的元素。大年初一拜年，走进左邻右舍的家中，看到的多是崇尚英雄、崇尚集体、崇尚劳动、崇尚和睦的年画，当然也有许多领袖画、“样板戏”画和阶级斗争内容的画，把家装扮得蓬荜生辉，将年烘托得热热闹闹。真别说，那时的媒体远没有现在发达，年画在宣传、教化方面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记得我长大后自己买的第一张年画是反映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内容的《战斗英雄于庆阳》，就是这张年画，鼓励我参军，鼓励我练兵，鼓励我踊跃请战参加中越自卫反击战，鼓励我荣立三等功，至今这张年画还驻留在我的心中。
时下又要过年了，耳边仿佛又听到了爷爷的话语。为了图个喜庆，为了新的向往，我拉起小孙女，“走，咱买年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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