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流沙河的一次诗歌讲座
著名诗人、作家、学者流沙河。□方从礼
流沙河先生与世长辞,我十分悲痛,不禁想起了那年听他的诗歌讲座的事……
流沙河是我国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曾任《星星诗刊》主编。他因散文诗《草木篇》,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那次讲座,是他被“解放”出来不久。
座谈会之初,有位行政长官以溢美之词介绍流沙河。在开讲之前流沙河幽默地说:“刚才那位长官介绍的是另外一个人。”一句话表现了流沙河老师谦虚、谨慎的君子之风,
开场白后,流沙河老师推出了讲演的主题:诗歌的三要素——“情”“理”“像”。
他啜了口茶,开始讲“情”。他说,诗歌因情而发。古言:诗之妙,在情。易之妙,在像。孟之妙,在辩。庄之妙,在诗。《诗经》中《子襟》里,一女子唱道:你的衣襟是那样的青哟,我的心啊飘得那样远。看似无联系,但有种微妙的情在。三千年前的诗歌之所以能流传下来,能为人所懂,就因为有情。
他感慨地说,诗歌要抒个人之情。如不这样,便不能感人。国外现代派理论主张“诗主智不主情”,台湾现代派诗人理论倡导“诗就是知识”。这种理论是欧洲有人在感情在诗中用烂、用假了的时候,便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表现。他们把眼光投向东方,在唐诗中学了些,并翻译了一些,加上自己的创造而形成“意象派理论”。他们认为,唐诗中有些诗没直接抒发感情就非常好,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流沙河老师认为,一个理论一经提出,能得到一些人的承认,便不是一种完全荒谬的理论。
这节讲完,一个短暂的休息。等与会者回到会场,流沙河老师继续讲诗的第二要素“理”——
他说,《诗经》中也包含着“理”,但较含蓄。屈诗中“理”的成分增加了,把理性提到重要的位置的是宋诗。这样纯写“理”的诗,毕竟不长久,把“理”推向极端便成为口号。
流沙河老师清了清嗓,接着讲“像”。对于诗中的“像”,听者们感到有点新鲜。
流沙河老师解释道,“像”,即形象和意象。形象,客观存在。意象,诗中间出现的形象。在诗中,有些是直接出现的形象,有些是比喻的形象。诗分两部分,一是叙述,一是描写。诗要用形象思维,但推向极端,写得很困难,也难理解。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诗的“情、理、像”,流沙河老师用余光中的《乡愁》来进一步阐释:
“小时侯,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写幼年怀母之情。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写新婚离家怀妻之情。
“到后来,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写中年怀亡母之情。
“如今啊,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写老年怀故土之情。
《乡愁》这首诗,“情”有四种感情;“像”有“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理”有“儿童不知思念家乡,只知思念自己的母亲”……
那时,我可是第一次接触这首诗,感觉非常新奇。
流沙河老师兴之所至,还连举三首《登鹳鹊楼》进一步说明“情”“理”“像”。
流沙河老师旁征博引、厚积薄发、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听众茅舍顿开!第一天的课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结束。
第二天,又来了不少文学爱好者。会场里坐得满满当当,走廊里也挤满了人。
当时,现代派诗歌在国内初起。流沙河老师好象知道听众的需求似的,就讲现代派诗歌。
他开宗明义地说:“我不提倡现代派,我主张了解、研究它。现代派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有意象派诗歌,一九五七年艾青写了一首《西湖》就把西湖比做从月宫中掉下来打碎又镶上的明镜。过了二十五年,《诗刊》发了一首诗,作者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意象派诗人,这首诗引起了争辩。有个青年写了《令人气闷的朦胧》,‘朦胧诗’的名字由此而来。”
流沙河老师幽默地说:“对读不懂的诗,要多读几遍。吃核桃也要锤壳壳,读不懂你要把它的壳壳锤掉。游公园,也不是说在大门口就能看见里面的一切。古人也说‘曲径通幽’嘛!”
流沙河老师说:“我不搞朦胧诗,但我是搞编辑工作的,要搞百花齐放。”
他说,朦胧诗的前身是现代派,现代派的前身是意象派,意象派的前身是唐诗。可以说,现代派是出口转内销。意象派不喜欢一泻无余的东西。祖师爷庞德从唐诗中吸取养料,有时甚至把唐诗中的某一首译过去后,标上他的名字。在庞德出的意象年鉴里有一首诗就是李白的诗句“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这是李白《长干行》里的四句。
流沙河老师说,意象派认为写得最好的,是庞德的题目为《地铁车站一瞥》的一首诗:“人群中千张脸孔的魅影,一条黑而湿的树枝上的花瓣。”这首诗先是三十行,后简练成这两行最具像的诗句。这两句是两张图象,前后各不相关,但读后使人自然叠合。他怀疑作者是“偷”白居易的《长恨歌》里的那句“玉蓉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横为阑,竖为干,指眼泪纵横。杨玉环知道唐明皇还在人间,还在找她,感动而流泪。但突然跳到“梨花一枝春带雨”,不过叠合起来,就会感到“梨花”也是写她的脸。
流沙河老师以渊博的知识、深刻的洞察力,为后学指点迷津,听者茅舍顿开。他说,现代派诗歌有五个特点,即“人变”“物变”“事变”“词变”“句变”——
“人变”:台湾一现代派大师的《舞》通篇没有人。他写锣鼓一响,就从里面飞出一只红蜻蜓,红蜻蜓在水池上盘桓。把人比做蜻蜓。
“物变”:余光中的诗“用荷叶包起月光,把它压扁,放在一卷唐诗里面”和杜甫的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都有“物变”特点。
“事变”:戴望舒在日本监狱里写“九月的霜花,十月的霜花,雾的娇女,开到我的鬓边来”和余光中《当我死时》里的“从前有个中国青年……饕餮地图”等诗句的“事变”特色明显。
“词变”:扭曲词性以表现现实。“天空非常希腊”希腊靠近爱琴海,晴天多,这句诗即天空晴朗意。余光中的“女大学生们非常孔雀”表达穿着爱炫耀意,“席梦思吐鲁番我们”意即夫妻二人把床压了个窝窝。
“句变”:现代诗有一些句子很像我们看英语语法一样,台湾郑愁予的诗“趁月色,我传下悲戚的‘将军令’,自琴弦……”即有此特点。
流沙河老师认为,如把五种“变”恰当地用一些,会取得微妙的效果,但推向极端就不好了。
流沙河老师说,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台湾内部有人出来批判现代派。有一位老诗人说自己二十年来都写了些荒谬的东西,把一个东西变来变去,把中国文化都丢了。对现代派,余光中是第一叛逆者,其《乡愁》即是第一首返回传统的诗。
流沙河老师感慨:我隔海谈诗的文章传到余光中手中,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怀念三个地方——一是四川乡下(他的少年时代在这里度过),二是南京(出生地),三是闽南(祖籍)。他在信中写了一首诗:“在海外我听到一只蟋蟀叫,好象是四川乡下听见的那一只。”我受感动也写了一首诗,题目叫《就是那一只蟋蟀》:“就是那一只蟋蟀,一跳跳过海峡,在我的窗前唱歌……”我在平反离家到成都时,写了一首诗,中间写道:“土地不再种,让他长上野草,蟋蟀来这里唱歌。”我写《就是那一只蟋蟀》不光受了余光中的启发,更源于我读了那么多的蟋蟀诗。韩素音向我索诗,我就把这首蟋蟀诗给了她。她说英语里没有这个词,不好翻译。
讲座至此结束,听者报以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流沙河老师也多次向听众致意。大家余兴未尽,坐在会场中不肯离去。此情此境,虽时隔三十多年,至今仍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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